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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丢性命,谁来保护正义之心?

作者:叶祝颐

近日,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局长邵明立。算上这起举报,近两年来引起社会较大关注的实名举报官员案例至少有29起,而“官员举报官员”成了官场的另一道风景。梳理官员举报官员情况,发现举报者结果各异,有的达到举报目的,有的吃了官司,有的丢了性命。我国包括“官员举报官员”在内的实名举报,在制度层面还面临很多难题。(8月19日《河南商报》)

官员实名举报官员,他们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潜规则”;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把官位和生死置之度外。除去诬告者以外,这样的个性官员无疑值得肯定。虽说官员比普通公众更了解同僚犯罪的内情,他们可以给纪检部门、检察机关提供更为准确、细致的举报线索,我们也看到有的官员达到了举报目的,但是,更多的举报者为此吃了官司,甚至丢了性命。举报人的遭遇如此悲惨,以后还有多少人还敢仗义执言,实名举报犯罪分子?

虽然我国举报人保护制度并非空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如何保障?用什么办法保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对举报人的保护还停留在对举报人、证人遭受报复之后,追究报复人法律责任,救济举报人。

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举报人特别是实名举报者遭受打击报复的例子屡见不鲜。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举报武胜县委书记孙南等人“违纪违法”。结果龚远明被人砍伤致死。鞍山市国税局职工李文娟因实名举报国税局问题遭到劳动教养。阜阳“白宫”案举报人李国福莫名死在监狱医院。山西夏县教育局局长吴东强因举报县长被刑拘、“抄家”。官员举报者的命运都如此悲惨,百姓举报者的命运更是令人堪忧。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在宁波做小生意的肖敬明为一起杀人案作证,民警承诺为他保密。可事后因法院要求实名举证,导致信息泄露。他不得不亡命天涯。河南沁阳村民王好让因举报在逃抢劫嫌疑犯,警方对嫌犯监控不力,王好让双手被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由于对举报人、证人缺乏必要的保护,举报人、证人一再遭受报复。我在对正义之士表达敬意的同时,为他们的命运揪心不已。无论是从打击犯罪分子,还是从保护举报人、证人的角度讲,保护举报人、证人的切身利益十分迫切而必要。在我看来,在举报人举报之初,证人作证之前,有关部门就应评估风险等级,及时启动举报人、证人保护、救济程序,不能等到举报人、证人受到威胁再谈保护,受到报复再谈救济。如果举报人、证人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即使民众都怀有正义之心,希望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他们也不敢冒险举报犯罪线索。

不管是对举报人还是证人,除了为他们严格保密外,还要把相关条款写入法律,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值得借鉴。美国的证人保护项目是美国检控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证人保护的执行办公室叫马歇尔办公室。相关事项被马歇尔办公室确认后,被保护人立即进入新的住地,作为回报,被保护的人可以得到工作机会、住房、平均6万美元的经济支助、变化了的证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资料、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帮助,等等。马歇尔办公室还对高危人群实行24小时贴身保护。在严密的保护制度下,美国公民才愿意出庭作证,大胆举报犯罪问题。如果相关部门在重视实名举报的同时,推行“代码举报制度”,认真做好举报人保密工作,明确相关人员泄密的法律纪律责任,并重视匿名举报工作,切实保护举报人利益,营造出良性的举报环境,不仅能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对犯罪分子也能发挥威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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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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