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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国巷

建国巷,南方一条古老而质朴的麻石小巷。它被日益膨胀起来的新市区那色调和谐、式样新颖的高大建筑物夹持着、压迫着。然而,它并没有被吞食。它清高地、顽强地楔在现代化建筑群中,象一条幽深而贫瘠的峡谷。

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出现在我们城市的版图上了?谁也不清楚。

它那落满市尘的瓦屋顶上长着一丛丛衰草;路面的麻石被鞋底打磨成了龟背形。那被风雨剥蚀得象千层糕一样的古城墙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砖洞,据说是闹日本鬼子那年,被飞机轰炸扫射的,如今成了麻雀的“安乐窝”。关于建国巷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小时候,我隔壁的胡伯曾指着巷口一堵深灰色的墙告诉我们:闹“长毛”那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那时节(他这样解释),城里驻过石达开的兵马,在墙上贴过“均贫富”的告示。城里没跑的人都意外地发过一次“露水财”。胡伯甚至还有根有叶地说,布告就贴在从地面数起的第五十块砖上。

五十块砖!天,谁够得上?小把戏们喜欢赌狠,大家抓着黄泥巴跳起脚往墙上拍。叠罗汉踩凳子,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墙上印满了小“爪子”印,但谁也没够上第五十块砖。

“你们细人子怎么够得上?人家是骑在马上贴的。”胡伯这样说,“高架子大洋马!见过吗?”

“长毛”,太平天国,大洋马……唉,尽是些老时候的事,历史书上的事,谁又见过呢?还不是哪个嘴巴硬就听哪个的?

我的祖父生在这巷子里,我父亲生在这巷子里,我生在这巷子里,我的儿子刚刚还是生在这巷子里。我熟悉它的呼吸和心跳。

夏日的傍晚,当落日的余晖淡淡地涂在那高高的古城墙头时,巷里便传出哗哗的泼水声和竹制家具在凸凹不平的麻石地面上拖动的匹里啪啦的声音。巷筒里氤氲着一股潮热的水气,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拖出来了,于是响起了筷子碰饭碗的叮当声,邻里间粗野而亲切的招呼声。

“喂,过来喝一杯吧。真是,酒也舍不得买,留着讨后婆婆?你这个老骚公!”

“三伢子,来,吃肉,一块大的。给我做崽算了,餐餐有肉吃。”

女人们是固定的,在各自的饭桌前招呼小把戏进餐;男人们大都是流动的,端着碗,挨桌走动。木制的拖板鞋敲得麻石地面得得响一一啊,建国巷夏日里热闹的晚餐。

入夜,各家的桌持板凳收进去了,巷子里又横七竖八地摆满了躺椅、竹床。昏暗的路灯下,到处躺着人。锯屑拌“六六六”粉制成的土蚊烟散发着呛鼻的气味。“噗哒噗哒”的葵扇声一直要响到天亮……

冬天呢,冬天每家的堂屋里都有一炉火。大人们互相串门,围着火炉喝茶、抽烟、“翻古”。他们经常为一个几千几百年前的、谁也没见过的掌故争得颈根上暴青筋,好象那些古人是自己的什么亲戚似的。直到夜深了,巷子里传来一阵“卖饺耳哟,卖饺耳哟”的苍老的声音,大家才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走了。

卖饺耳的老倌总是这个时候来,穿着一件打补丁的青棉袄,担着火炉和装面皮、肉馅的小柜子,柜子上吊着一盏晃晃悠悠的三角形风灯。他的布底鞋是那样坚硬,敲在麻石地面上,清脆、响亮,从空荡荡的巷子的这头一直响到那头。

他的吆喝声特别好听,他煮的饺耳也实在好吃……

啊啊,建国巷,这条仅仅只有几尺宽的小巷,那时,确是我们这群小把戏的天堂和乐园!

我们喜欢玩“抓特务”,“打游击”,吆喝着、尖叫着,在巷子里穿进涌出,真痛快!

当然,这一切也不都是随心所欲的。我们“第三世界”的“军事行动”经常会受到“超级大国”的干涉。闹过了头的时候,胡伯就会拿着一柄大扫把,从门口跳出来,恶声恶气地骂我们,赶我们(他那时还没退休,在工厂里经常上夜班)。

于是,我们的“军队”全线溃散了,腿长的窜出巷口,落荒而逃,腿短的攀着墙边的电线杆,爬到房顶上——杀气腾腾的竹扫把够不着的地方,对着胡伯作鬼脸。

每到这种时候,我家对门的王大福就会双手叉腰仰起脑壳,鼓着眼睛训斥我们:“你们这班小杂种,就是不学好!下不下来?娘的,看我不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去关黑屋!”他经常拿派出所来吓我们,好象派出所长是他的亲姐夫一样。其实,他自己到派出所去上户口,还要拖我父亲陪着呢。他那时刚从乡下来,在皮件厂混事。脸又黄又瘦,留着个“半边瓦”的西式头。他只能在我们小把戏面前逞角色。

胡伯不这样,只要我们一上房,他就吓得先丢了扫把,可怜巴巴地呼吁和谈:“哎哟,我的小祖宗?你们下来好不好?下来下来,听话,胡伯给你们分酸菜吃。真的!”

胡伯家的酸菜出名的好吃。他家的堂屋里有一只半人高的酸水坛子,里面的酸水养了几十年了,泡出的酸菜又酸又甜。那味道,哎呀,啧啧!

分酸菜的时候,胡伯总是先叫我们按高矮排好队,然后,从屋里端出一大碗酸藠头或酸萝卜之类的东西。我们这时都变规矩了,不吵不闹,齐刷刷地伸出一排黑糊糊的小手。胡伯分东西从来都是认真的、公平的。他从矮的这头分过去又从高的那头分过来,嘴里不住的念着,“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拿住,拿住。”要是分少了几个,他决不马虎, 一定要回堂屋里拿来补上的。胡伯看着我们吃。我们也边吃边互相监视着,不许谁把酸菜悄悄地塞进小口袋里,等大家吃完了又拿出来馋人。这是在胡伯门前吃酸菜的规矩……

这些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起来,仍那样有声有色,就象发生在昨天。人生过得真快!转眼间,大跃进、苦日子、四清、史无前例的“革命”,小学、中学、大学、进厂当技术员,人,已到了中年。

现在,我仍住在建国巷——我那当皮匠的父亲留给我的那间竹编墙的小屋里。我在不知不觉中顶替了父亲的位置,我的儿子刚刚又顶替了我的位置,放了学就拿着纸手枪在巷子里“冲锋”。建国巷仍然是那样的古朴、破旧。更新万物的时代几乎没能在它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只是人,已经“改朝换代”了。

胡伯仍住在我隔壁,已经退休十几年了。他的背深深地佝偻着,除了堂屋里的酸水坛子和肩膀上锃亮的光头依旧外,他变了;不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老倌子,而且,由于满女找了区武装部的一个排级干部,使他变成了建国巷的“社会名流”。他常常以各种方式炫耀他的“乘龙快婿”和自己的军属地位。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提回了一斤墨鱼干。这在当时简直是使人眼睛发亮的珍品!碰着的都问他在哪里买的。他告诉大家,就在前面商店,要买的快去。于是,巷子里一声吆喝,大家纷纷提着篮子去了。没多久,巷民们扫兴而归,原来,胡伯跟大家开了一个伤心的玩笑。商店里的墨鱼干的确有,但要凭军属证供应。大家抱怨胡伯,老倌子不还口,只是嘿嘿地笑。他从邻居的抱怨声中得到了某种满足。

事实上,胡伯的墨鱼干并没有留到过年,当晚就炖了一锅墨鱼红枣肉,拖大家去吃。他说:“有福同享,大家去试试味,其实这样搞特殊也不好,我郎他们部队上都这样讲过。”结果,一斤墨鱼干,他自己也并没比人家多吃两筷子,还贴了油盐。胡伯是个开通人。

住我对门的王大福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城里人,而且,是一个上等城里人。他新近还发了福,腆着个肚子,一副首长的派头。事实上,他的确也当了我们建国巷的最高行政长官——居民小组长。他还有个嗜好,喜欢人家叫他的“官衔”。胡伯好盘人家的“宝”,在一次居民会上,故意拿王大福开心,说:“组长算个什么官!我外孙妹子考进学堂就当了个么子委员哩。伪政府那阵,我们这里就属一个保,管事的叫保长。叫你保长不更威风吗?”大家都笑了。王大福却很认真,扳着指头数:“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百把户的场合,是差不多哩。”他完全认可了。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保长”,不再叫他的名姓了。

遗憾的是,“保长”只是兼职的。他的正式工作是皮件厂熟练工,而且于得很不得意,要不是七七年底工资调整调了一级,现在还是个二级工哩。他从不愿意向人提起厂里的那本经。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干“保长”却是称职的。他虽然有时爱甩几句“官腔”,不看场合地作些“越南派几万枪兵到东不寨抢谷米”之类的形势报告,但为大家办事贴心,尤其是“本巷观念”强,从不肯让他的“臣民”们吃亏,颇受大家拥戴。

“文化革命”中,我就得过“保长”的好处。当时,我在单位受冲击,天天挨斗。原因有二,一是不该多读了两句书,知识越多越反动嘛;二是不该遗传了我那皮匠父亲的犟脾气,撞墙不转弯,和他们硬顶。一回,“保长”对我说:“你家里那本账我清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去工厂了,在家里住着,有我掌本!”我说:“不去,他们会来抓。”他说:“敢!搞到我们建国巷来了,打脱他的脚哩!”我听了他的话,果真不去工厂了。几天后,厂里派人来抓,被“保长”和全巷的人团团围住。“保长”向他们要逮捕证(真新鲜,那时候抓人还要这种东西!),对方当然没有。“保长”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就不准抓人!我是这里管事的,大小也是一级领导。在建国巷办事没有我点头不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对方人少,不敢行蛮,只好算了。“保长”是好人。我们建国巷的人都是好人。

除了上大学的四年外,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构成了我全部生活的背景和环境。这种环境是恬静融洽、充满温暖和使人羡慕的。在这里住着,上班去了,小孩有人看,衣服有人收,来了客有人招呼,生了病有人送单方。这里没有阴谋,没有仇视,没有贪婪,没有猜忌,没有利害冲突,也没有生存竞争。大家生活得艰苦,但也生活得和睦,生活得愉快。

啊,建国巷,我心中的乐土!假如后来不是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至今仍使我大惑不解的事情的话,我完全有可能象父辈们一样在这里甜蜜蜜地生活到我辞世的那一天。

其实,那本是件好事。我得了五百块钱的技术革新奖,买了一台十二吋国产电视机。我万万没想到,这台亮闪闪的、又能唱歌又能“放电影”的,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木匣子,竟会象阿拉伯神话中那只装着魔鬼的胆瓶一样,给我带来痛苦和烦恼。

当时,在我们建国巷,电视机的确还是件稀罕物。那天晚上,巷里凡是在家的成员几乎都来了,把我家里里外外塞了个水泄不通。我虽不抽烟,为了图个痛快,买了半条过滤嘴香烟来招待大家。

每逢这样的场合,“保长”照例是主事的。他满头大汗地吆喝着,维持秩序,让坐矮凳的挪到前面来,让坐高凳的搬到后面去。最后,把闹成一堆的小把戏们一个个抓住脱掉鞋子,通通扔到我那铺着白床单的床上。

那晚的电视节目是什么?不知道。我和我爱人没法坐下来看,整整一晚都在人缝中艰难地跋涉着,忙着给客人递烟端茶。其实,大家都没有认真看,几个新闻简报加一部老掉牙的故事能有什么味!再说,电视机的质量也真成问题,图像一扯一扯的,三分钟内竟翻了二三十个“跟头”,弄得人眼晕。热心的“观众”们除了图个“在屋里看电影”的新奇感以外,主要还是来赶热闹场合的。从电视节目开始起,大家的注意力就不在眼睛上,而在嘴巴和耳朵上——扯谈。围在一起扯谈是我们建国巷巷民们的传统爱好。

大家从自由市场的开放扯到工厂的计件工资,又从计件工资扯到电视机的价格。“保长”对我说:“娘的,真贵!好在你发了次露水财,不在乎这几个钱。”背后,有人问我这次到底得了几多钱。我老实地回答了。黑暗中有人道,“嘿!当我一年的薪水!”“保长”斜叼着烟,一拍我肩膀,说:“喂,什么事工价这样高?就是你晚上没事的时候,用铅笔在纸上涂几下?娘的,五百块!真是赚钱的不费力,费力的不赚钱!”

天!在纸上涂几下?看他说得几多轻巧!为了这项革新,我整整伤了二十年脑筋。这项革新,每月能为工厂节约十几万。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劳动,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只好苦笑了。

于是,我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老辈子扯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可以看得出出息”的事;同辈人开始热心地替我算账:再这样赚下去一年要收入好多钱;小把戏们关心的则是五百块能买几多装上电池可以转着圈跑的“自动翻斗车”。

我不喜欢人家这样注意我。胡伯不喜欢人家不注意他。自从他当了“军属”以来,每次扯谈,他都是理所当然地处于中心地位。这次,他竟被“舆论界”冷落了。他感到了愤懑和委屈。终于,他坐不住了,站起来,用青筋鼓鼓的巴掌拍电视机的壳子。他拍一下,本来就不稳定的图像又应声翻一个“跟头”;

“这号质量,哼!”他不屑地说,“只怕是文化革命搞武斗那几年出的。”他家那台一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就是“文革牌”,不使劲拍它几下,是绝不肯唱歌的。

“算了哈胡伯,有本事你去买台好的来。”黑暗中,有人赌他。

“是要买的。”胡伯口气里有几分炫耀,“跟我郎讲一声,叫他托人到上海去买。”

“保长”在一旁笑着说:“这号事,只怕你郎当市长也办不到。没有四百块钱摆在玻璃柜上,营业员肯把电视机给你?四百,有吗?摆出来看看呀!”

大家都笑了。

这是胡伯有史以来第一次当众受到奚落。他慢慢地从电视机上收回手,缩到一旁,不再言语了。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抽烟抽烟!”隔不多久,“保长”就这样喊一次。他嫌我敬烟敬得不勤,干脆自己动手开烟,见人头就丢一支。等到电视节目完了,这半条烟也就丢完了。他耳朵上一边夹着一支烟,问我道:“主家,还有烟吗?”我看看桌上摆着的五只空烟盒,只好尴尬地笑了。

“越有钱的越小气,”“保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娘的,五百块?留着不怕长霉?喂,胡老倌,你是二财主,下次该你请客……”

没人回答。胡伯的椅子空着。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那次以后,“保长”到我家串门的方式有了些改变。他有个端着茶杯串门的习惯,但一进我家的门,总是把手中的茶水泼掉,说:“泡坏好茶喝喝看。你家的茶叶至少是七、八块钱一斤的!”要不,就从桌上抓过那包待客的香烟,抽出一支叼上,对着火后,把自己手中的半截烟在椅子腿上揿熄,夹到耳朵上去,说:“过过高级瘾看。到底是赚大钱的,烟也高级些!”我并不是个小气人,“保长”这些酸溜溜的话实在叫人不快。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胡伯,天晓得他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有次我叫他,他鼻子里哼一声,头歪到一边去了。其实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他那只酸水坛子里的酸菜,我从小吃到现在。隔几天给我家送一大碗酸菜已成了胡伯多年的习惯。现在,他当然不再送了。

我实在想不起自己怎么得罪了他。

自从我买了电视机以后,邻居们也都变得怪里怪气了。明明都爱看电视,却都渐渐地不来了。为了表明我们对大家的真诚,每晚我爱人都要挨家挨户地去请,大家这才又来了。要是某一晚由于疏忽漏掉了一个,完了,招怪了,再不来了。唉,为人真难啊!

“保长”算是例外,不要请,经常来,而且,一坐下屁股就象被椅子上的漆粘住了一样,半天不肯起身,也不知是从哪里传染来的毛病,他还特别爱召集会议,百把家的居民小组,他竟发展了十来个“基层干部”,动不动就开“干部会”,一开就到深更半夜。今无他居然指定要在我家里开,说是:“死等也是等,不如边看电视边等人。反正多几个人看也不多用几度电。”

没办法,我只好赶紧打发刚刚去买烟。

九点钟人到齐了,大家坐着抽烟、喝茶、扯谈、看电视,谁也不提开会的事。一直到十点多,电视节目完了,“基层干部”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冲起哈欠来,“保长”这才宣布开一个“短会”。我领教过这“短会”的厉害,赶紧抽身溜到后间看书去了。谁知“保长”随身就跟了进来,笑道:“又盘自留地?哈,莫一个人嫌光了,留点大家都赚一些。”又正经八板地说,“今天的会很重要,传达居委会主任亲自作的报告,讲四化的。你听听有好处,要不会跟不上形势的!”不由分说,他夺了我的书,把我拖了出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破本本,又顺手从旁边一位老倌子的鼻梁上摘下一副老花镜自己戴上了(他虽早到了要配置这种设备的年龄,但从未动念买过,反正周围的人有,用起来也还方便)。

“保长”的“传达”还未开始,下面已经“分组讨论”了,翻古的翻古,扯谈的扯谈,象茶馆里一样吵成一片。对于这种局面,“保长”向来是超然的。因为他的权力太小,而且缺乏实质性,无法采取别的调动积极性的办法。好在他喉咙还可以,只顾讲自己的,并不去留意什么“社会效果”。

“短会”一直开到十二点才散。大家冲着哈欠往外走时,都说今天这个地方选得好。

离天亮只有五个钟头了,明天还要上班,得赶快睡觉,当然顾不上再看书了。我心里很不舒服。说实话,抽几包烟,喝几瓶开水在我倒无所谓,只是贴不起这宝贵的时间呀!我还有三四个技术革新项目要搞,我需要时间,时间就是我的生命!我但愿这种痛苦的事情下不为例。

想不到第二天刚吃过晚饭,“保长”郑重其事地找到我说:“以后开会就定在你家了。你家有电视机,地方也宽敞,再说,出身好,政治上靠得住嘛。”天,他还当是给了我多大的荣誉呢!我慌了,急急地说:“不不,还是在你家里好些!如果是为了电视机,你也可以搬去。”

“保长”鼓起眼睛睃我。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古怪。事实上,我自己也搞不清刚才说的是真话还是气话。

“保长”终于认真起来。(大概我说的是气话了?)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嗯?我王大福人穷志不短,不会眼热别人的东西!”他悻悻地走了。

好,又得罪了一个!唉,不晓得怎么搞的,近来我抬脚动手都要得罪人。真是碰了活鬼!

“保长”一连几天没来了,我家里倒清静了许多。这天傍晚,我坐在桌前翻资料。巷子里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是“保长”。脚步声从我窗前响过,径直到隔壁胡伯家去了。胡伯家和我家只隔着一张簿薄的竹编墙,说话听得清清楚楚。

“如今,没钱的人硬是受气。娘的,这跟旧社会有什么两样!”一进门,“保长”就这样说。

没听见胡伯的声音。

咳嗽声。打火机的喀嚓声。

“看了报啵?河南都包产到户了!娘的,什么搞法!”还是“保长”的声音,“再这样搞下去,我看不来次土改是收不了场的!”

“改个屁哟,”胡伯咳嗽着说,“新社会你打哪个的地主?”

“这种搞法还怕出不了地主?一个月累死累活拿三四十块的是人,五百五百拿的也是人。人无外财不富,旧社会的地主有几个是靠本分钱发的财?娘的!照理讲,你也要算个富农,退了休坐在家里四腿不伸,拿的钱还他娘的比我多……”

“怕你是瞎了眼哩?”胡伯恼怒的声音。他的“苦大仇深”是出了名的,周围几里,哪个学校搞传统教育不请他去作忆苦报告?他当然不肯受这种玷污。“富农?你放清白些!老子三代贫农,讨米出身!”

“你三代贫农有什么了不得?老子如今还是贫农呢!家里坦坦荡荡,经得起清,经得起查,一张宁式雕花床还是土改分的,床挺脱了用铁丝绞着。全巷的人家哪个跟我比得?娘的……”

没有人作声,大概是胡伯自觉比不过“保长”。过了一会,又听见“保长”感叹道:“想起来还是五八年那阵好,大锅子炒菜,坐席开饭,大家一样,哪个也不眼热哪个……娘的,怪只怪修胡子卡我们的颈脖。还有那贼养的‘四人帮’!”他东扯葫芦西扯叶地乱骂着,“啧啧,如今这种搞法!我看硬是出修正主义了……”

“你莫讲反动话!”胡伯提醒他。

“反动话?呸!你当是我自己捏出来的?我们居委会主任都这样讲了,那还有错?”

我的脑子被他们吵得昏昏然,无心工作了,倒在床上,滚着被筒,早早地睡了。唉,又是一个晚上!

我手头的几个技术项目始终没有理出头绪来,领导上却天天来催。在厂里受憋,回来更呕气。对于我那五百块奖金,巷里越传越开,越传越神,已经由一千五上升到五千块了!再这样传下去,难保不会出现天文数字。

渐渐地,巷里和我扯谈的人少了,向我行“注目礼”的人多了。他们经常三五成群地站着,朝我的背影指指点点。这时,我总感到后颈窝火辣辣的不自在。我感到孤独,我感到委屈。我苦恼!我烦躁!我经常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

这天中午,我下班回来,刚刚正在家里号啕大哭。我爱人在拿糖果哄他。他扭着身子不要,非要吃什么“酸藠头”。一问才知道,刚才他和一群小把戏到胡公公家里吃酸藠头,胡公公叫他们排好队,一趟发过去,一趟发过来,偏偏不给他。刚刚向胡公公要。胡公公说:“你不要吃这个!你家里有的是钱,有进口饼干吃。”于是,小把戏们都笑了,故意歪着脑壳呕着嘴气刚刚。原先玩得好好的一群,马上就分化了,都不理刚刚了,还喊他“进口饼干”。

唉,连孩子也要跟着受气!

我赌气对刚刚说:“好了,不要哭了,等下我带你上街,要吃什么就买什么,豁出我—个月的工资给你吃个饱!”

刚刚不依,非要吃胡公公的酸藠头,而且越哭越厉害。我左哄不行,右哄不行,心里一烦,满肚子火竟发到了他的身上——伸手就给了他一个嘴巴。

刚刚哭哑了嗓子。我的手掌也震得发麻,天晓得这一巴掌有好重!

这下场合可就大了。爱人冲着我哭闹起来。于是,桌子倒了,椅子翻了。开水瓶炸了,屋子里响成一片。窗户玻璃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脸,都是来看热闹的。长脸,方脸,圆脸,扁脸!麻木的,迟钝的,幸灾乐祸的,还有莫名其妙的;一动不动,象图案,象窗花,象……

我的眼睛发红,拳头上青筋鼓暴。我要打,我要骂,我要发泄!于是,屋里的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在我疯狂的目光中颤抖了。

“摔呀,有本事把电视机也摔了!祸根子就是它!”爱人哭着,喘着,赌我。

电视机蹲在桌子上,荧光屏亮闪闪的,象一只大眼睛,向我投来嘲弄的光芒。他妈的,你也在看笑话!我叫你看!一股热血涌上脑壳,我手一挥,它便落到了地上。

“轰”地一声,显象管破碎了,电视机破碎了,带着我半个月来的痛苦和惆怅,带着建国巷的非议和各式各样的目光,带着恶梦,带着苦笑,带着一切乌七八糟和莫名其妙的东西,碎了,碎了……

爱人的哭声猛地高涨起来。

突然,插着的门被人撞开了,“保长”敏捷地跳了进来,威严地平伸着双手隔开了我们,象为了和平和正义的事业,英勇地出现在交战双方中间的中立国总统。由于身份的关系,“保长”经常执行这样的紧急任务。当然,夹在中间,挨冤枉打总是免不了的,有时,竟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这丝毫也不会减弱他对这项神圣工作的热情。

“你是男子汉,要让着点。你先出去。”他首先命令我和我爱人“脱离接触”。其实,我们从吵架到现在,根本还没有“接触”过。我没有出去,拖过一张椅子坐下。

“好了,你也不要闹了!夫妻无隔夜之仇嘛。你先到后面去好不好?就算看我的面子……”嚄,还看他的面子哩!他连推带搡地把我那哭哭啼啼的爱人劝进了后间。

屋子里清静了。刚刚早不哭了,扶着床沿,正战战兢兢地望着我。

我看着地下。电视机已不复存在,成了一堆铜线线、铁坨坨、木片片。为什么竟把它摔了?我不知道……

晚上,胡伯过来了。象往常一样,他送过来一大碗酸菜,里面当然有酸藠头。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坐着,咳嗽着。接着,“保长”也来了,他是端着茶进来的,一进门就扯起了“越南人在东不寨跟泰国开仗”的国际新闻。大家心里肯定都想着白天的事,可谁也没有提起。

几天后,不知不觉地,一切竟恢复了正常!我还是我,胡伯还是胡伯,“保长”还是“保长”,建国巷还是建国巷。就象是从一场恶梦中醒来,带着一身冷汗睁开眼,窗外是蓝的天,白的云,啁啾的鸟,火红的花……于是,一切又和昨天一模一样了。

可是,我已经寒心了,我决计搬家。

厂里早给我分了一套住房。原来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现在,为了事业,我想通了,搬!建国巷不是搞事业的地方!

但是,临近搬家的前几天,我却又犹豫了。我舍不得这间祖传的小屋和这条磨破了我多少双鞋底的麻石小巷;我舍不得胡伯酸水坛子里的酸菜、卖饺耳老伯半夜的吆喝、巷口墙上天真的小“爪子”印,以及太平天国那神话般的告示……啊,四十年了,这一切已刻进了我的骨骼,溶进了我的血液,哪里是一声喊就丢得开的!

建国巷,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块留下过我无数黄金般记忆的土地,此刻,面对着你,我想哭……

作者简介:叶之蓁,中国作协会员,先后供职于湖南省作家协会、海南省作家协会。小说代表作有《我们建国巷》、《我们正年轻》、《牛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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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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