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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心灵

汽车在初春的倾天暴雨中尖啸而去,此时珠江三角洲广袤的原野正在蒙蒙的雨雾中沉浮,宛若重逢创世纪里上帝膺惩人类的那股大水。在斜风骤雨的裹挟之中,我不知自己是坐在诺亚的孤舟上,还是置身于粤语呢喃和犬马声嘶的岭南热土。在这狂雨的悒郁无助里,牵扯着我这次孤寂之旅的恰又是一位更为落拓憔悴和负荷着人生大苦大悲大寂寞的“弱的天才”――苏曼殊大师。

我想,十三岁已遍遭人世困厄的曼殊大师,当年一定也是从这条石子小路上风雨泥泞而又孤绝地逃离沥溪村的,否则,没有早年的人生磨劫和琢刻,他怎么会拥有如此渗出血泪而又注满魅惑的人生感喟与心路历程呢?被千重幽恨、万种厄难所捆扎,大师的一生穿透着生命创造的隐秘和悲凉。

“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

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

眼前的凄迷正渲染着一个世纪的沉怆,我不禁吟诵一代诗僧曼殊大师的遗作,平平仄仄地向沥溪村走去。

在雨天下,“沥溪村”三个猩红楷体大字格外惹人注目,旁边“苏曼殊故居”的五个楷体小字在反差中透出谜一般的诱惑、梦一般的幽韵、愁一般的酸楚。

向路人询问“苏曼殊故居”在哪里,从他们茫然的目光中,不得不唏嘘一代名流大师身后在故里的落寞。

“沥溪”本一僻远小村,如同珠江三角洲散若星辰而又寂没无闻的无数村落一样,若无曼殊大师的光华点化,怎可牵扯世人虔诚的脚步和揽住许多为之怦动为之景仰的炽热之心?设若曼殊大师不是落泊文人而是以文治武功商绩显赫的人物,那么眼前苔痕斑驳、忧怆毕现的老屋旧墙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而我于此旅的上一站――中山翠亨村所获致的感受恰好是与此相悖的喧哗和宏阔。虽然它们之间相距很近,中山先生和曼殊大师彼此也属于相仪相惜的诤友,但现实的尺子却硬是标出了他们的距离。

我们也许不应过多责怪正在走向产业化都市化的沥溪人的诡谲心态。声名四海播扬的曼殊大师于乡间故里,毕竟只是一个很早就丢失了故乡的浪子,一个狷介癫狂、非僧非俗、不侠不儒的不可效法的孤寂诗僧,一个言行无止、沿门托钵的漂泊孤魂,甚至在他死后连墓庐也远筑异乡……

我撑着雨伞在曼殊故居门前徘徊。眼前三间砖木结构的平房,早已荒弃。这儿原名苏家巷,巷名大概起因于眼前这三间当时尚称豪宅的门庭。然而正是在这幢今天看来门楣窄狭的旧宅里遭创“惨绝人寰”的“难言之恫”,才使曼殊的天才在故乡的岭海山水红帆青崖间厚其华滋而光大播扬。

其实,沥溪苏家宅并非曼殊的出生地。父亲于日本经商时与日妾河合仙之胞妹若子私通后,于1884年9月28日生下曼殊。未及三月,若子返乡逗家,抛下嗷嗷待哺的曼殊改由河合仙抚养。到六岁时随嫡母黄氏来到这幢房子。从此,乡邻家族的种种歧视和酷待就屈加在年幼的曼殊身上。寄人篱下的失怙生涯“俱是冷眼”,异国的身世令人视为无根的异人。

没有亲人的呵护,也没有邻里的关爱,天真无邪的孩子也视他为陌路,甚至在他十三岁那年因患病不起,被主持家政的婶婶丢进柴房待毙。“人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没有国籍,没有母亲,没有故乡和童年欢乐的记忆,这么多的人生大苦大悲一齐承载于一个脆弱的生命,其所受的痛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十七岁的曼殊只得祝发为僧,改向佛门寻求心灵慰藉和人间温暖,养成了孤绝独立的性格,挣扎于情恨和佛戒之间。虽则这一切成就了那个时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柳亚子语)的文学巨子,但曼殊大师也因此而付出了英年早逝的生命代价。

令时人骇汗和困惑的是,身为僧人的曼殊却从未受佛门戒律的束缚。他纵情酒肉,歌哭无端;他常常跳出佛门“寂对河山叩国魂”,充当“策马横刀”的斗士,甚至他还染指姹女,混迹娼寮。种种不屑于“世外法”的惊世骇俗之举,无不折射出曼殊率真见性的孤傲气质。原来,令曼殊不屑的是,香火氤氲、梵呗萦绕的佛门也不是一尘不染的净土,其中亦隐匿着许多镇日食斋念经、口说慈悲,私下却攀附权贵、妄谀贪婪的“俗僧”。于是戟指怒诘、愤懑难抑的曼殊只得在佛门和尘世间进退往返,但又顽固地扼守着道德的自信,在取挹不绝的苦痛中寻求心灵的安慰和寄托。这也是他一生不断地披剃为僧,而又不断地在现实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勇猛奋迅充当斗士的根由。

可是,仅有“落叶哀蝉”般的畸零身世还不足以锻造出一个大师级的苏曼殊,他还必须领受更多的人生磨砺和戕伐。

曼殊一踏入社会,科举制度随着宗法社会的坍塌而崩溃,仕途宦路于他已疏离无望,面临着对“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士大夫寄生生活的最后抉别。在由圣人走向世俗化的行程中,穷困始终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忧叹。曼殊渴望从这种“平凡”中擢拔出来,因此他早年往往浪迹天际,期望人生有所斩获,但又不得不以卖文和课读的俭觫薪修来勉强糊口。尽管如此,依然囊中窘迫而不得不见颜向友人告贷,常常为东渡扶桑探母缺乏川资而发愁,“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被终日卧”,有时甚至达到敲下金牙换食且无以为计而“沿门托钵”的境地。

被挤出雅人队伍的苏曼殊,由此又滋长了自惭自怜的畸形心态。加之一生数病缠身,终日以“药垆为伍”,更使他“一任天命”而故意放纵自己,在揪心的孤寂中自溺自戕自伤自悼。所以他的作品常常会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自虐倾向和悲观厌世情绪,使饱受尘世纷扰的读者不自觉地成了他的俘虏。

渴望超越平凡,派生出曼殊大师纤敏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自我拯救心理。揆诸史乘,清末一系列重要革命组织他差不多都列籍其间,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表现得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这是那些各怀心事,患得患失,或“借革命以营私”的人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作为斗士的苏曼殊往往又漂泊无定、形迹迷离,让人不可理解和难以依恃。原来,他的孤傲气质使他无法接受规纪的约束,更喜欢以一个行僧的身份过着闲云野鹤、啸傲诗酒的生活。这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通病,仓促地向古代告别,对新世纪的向往初始不免倾情万斛,但及至革命的流产殆殇又转而万念俱灰,无法去勇敢地拥抱自己的痛苦和失败了。

但是心灵的孤寂并不等于没有现实世界的朋友,对曼殊这样一位“奢豪好客,肝胆照人”的文人来说,更是有无数的心仪和仰慕者。用苏曼殊研究专家柳无忌先生的话说:如果把曼殊的友人一个一个名字排在我们的脑筋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然而,也就是这张“缩影图”,却给曼殊大师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闷和苦恼――战友遭戮,友人变节,导师附逆,同学卖国……样样都是揪心的致命打击。

“丈夫自有冲天气,不向他人行处行。”孤独的曼殊注定做不了一个遁迹山林、餐霞服石的隐土,也无法成为一个义无反顾、爝火奔驰的豪杰。他注定只能是一个极力想维系自身心灵平衡和保有健全文化人格的“诗僧”,以不僧不俗不侠不儒来宣泄理想幻灭的悲戚和对历史出路的迷惘。可是,一个原本就丢失了国籍母亲故乡而又贫病交疾的“弱的天才”,又怎能再超拔于丧师失友的苦痛泥沼?无所适从的折磨和自我拯救的愁绝成了交织于他生命最后几年的主题,导致了他“以求速死”的自戕的悲剧结局。故此,他在他的《惨世界》里创造了一个救世主式的明男德,然后他又不得不匆匆地将一事无成的明男德杀死。

民国初年皈依佛门而不事尘凡的苏曼殊是最容易遭人讥评诟病的人物。从不避锋镝、浩志填膺的斗士而坠入恃弄诗文佛理的僧人。这种巨大的人生落差确乎不太为人所理解。其实只要我们抛开传统剖析思路的偏见,会惊奇地接近一个更值得尊敬和更真实可信的曼殊大师:那就是一个文化人的苏曼殊对自己心灵和文化人格的顽强守护。在滴血的屠刀下护住一颗灵魂,在滚滚浊流中保持一份冰洁,在世俗利禄前横置一段距离,不惜用“以求速死”的坚韧来锢守心灵和人格的最后一道防线,展示了一个健全文化人格的维系是何等的凄苦和悲壮。正是这种不吝以生命的代价对心灵和人格的守护给世俗一缕响彻尘寰的绝响。如果我们以同样的目光去审视历史,我们也就更能理解声誉日隆的李叔同于虎跑寺披剃受戒的坦然,也更能理解学殖日丰的王国维黑发长飘自溺于昆明湖的决然,当然在这些健全文化人格的群像里,也有马一浮、陈寅恪、朱自清,甚至辜鸿铭和晚年的陈独秀等一大批孤独的名人。不事声色犬马和世俗荣华而放任心灵圣火在寂寥长空中烛照,让深邃思想和人格品性在幽暗的孤寂中得到升华和锤冶,几乎成了近代有成就的文化名人一种独特的生命现象。

检讨自身,我们过去总是喜欢用在和平环境中颐养的心态去无端地苛责和鄙薄兵燹战伐中的前人。看不惯和尚曼殊的孤傲疏狂,曲解弘一法师别妇弃子遁迹空门的初衷,死死揪住学者王国维投湖拖着的长辫,漠视他们用生命的代价护住的心灵和人格,却又偷偷地吮吸和抄袭他们的成果。

倘若对这种批判逻辑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恐怕还会得出许多令人惊悸的可怕结论:即为了迎合时宰而放弃人格灵魂以换得短暂的显赫,或用泡沫式的思想去诠释权威,或附着于权力而沦落为捉弄同行的时流文阀。

按照这种自诩正统的逻辑,曼殊大师当然不应该寄迹空门,那么,他是应该去附逆于炙手可热的袁世凯?还是应播弄于四分五裂的南方“柿(自)柚(由)党”?抑或应委身于正觊觎东北的日本人吧!因为曼殊的骨子里本来就流淌着日本人的血。

值得庆幸的是,曼殊大师终究幸免了这一混账逻辑设计的可怕归宿,他选择了自戕自溺这一守护心灵人格的最惨烈、最悲壮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之炬熄灭于三十五岁这样一个心灵已经觉醒而热血尚未凝固的大好年华。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挚友李叔同正哼吟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千古绝唱走进了虎跑寺,完成了由文界奇才向律宗高益靠拢的蜕变历程,日后出落为以“念佛不忘报国,报国不忘念佛”而名闻天下的高僧弘一。

既然弱者在现实中得不到解救自己的奇迹,用佛法驱除心灵中的敌人也就等于打败了敌人。事实上心中的敌人比现实中的敌人更可怕也更不容易战胜。孤独也是一种解脱,是卸除心灵重负和消释僵化观念的一种手段,让人更贴近本真的生命和自由的灵魂。

真正的孤独是精神上对俗世的回避,是醒悟和才情对现实的遁逸。

被野心家和官僚政客扰乱了的世界,却硬要一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去充当炮灰,这是不公平的;一个近代中国孕育了无数自命不凡的政治天才,剩下几个通过戕伐自己而护住了心灵和人格的文化大师,却横遭后人的贬损非议,也是让人可叹可悲的。

值得深思的是:文化大师身后屡遭冷遇贬斥,而满身封建污垢的农民起义者却备受推崇呵护,这种现象也并非鲜见,甚至可以追溯为一种渊远的历史传承。而就今人而言,我们毕竟经历了一个毁灭一切文化的疯狂年代。

真应该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大师哲人用精神耗损和生命牺牲的自焚方式使我们民族的文明得以赓续和播衍,历经劫难而生命犹存,几番濯磨而更显光华。

眼下寂静的曼殊故宅之外的沥溪村也十分热闹,人们正借重大师之名“搭台”,欲演“经贸唱戏”的哄闹。破旧的故居与鲜活的人流形成反差,张贴在老屋旧墙的鼓动性的标语将经济拉得很近,将文化推得很远,岁月的喧嚷与躁动把曾经享有文化王权的子民雕琢成了另一种形态。不清楚他们是否了解,曼殊大师于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天才奇才。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近代中国,卑劣的人格会得到恶性的张扬,而优异的品性则往往会磨砺得更具异凛和光辉。曼殊作诗始于二十岁,当时写字也缺笔少画,但经陈独秀和章士钊稍加点拔,四年后他的作品就“出语珠妙”、“浑然天成”,令“畏友”陈独秀疑为“一个绝顶聪明”的“真是所谓的 ‘天才’”。他的小说创作,以1903年译著《惨世界》和1911年创作《断鸿零雁记》为例,其间相距七、八个年头,前者“乱涂乱造”,“殊不成文”,后者却精美无匹,达到民初中篇小说的巅峰。他的绘画更是无师自通,作品却完全可以视为近代画廊中的珍品。在早年的文化人中,苏曼殊的名号几乎无人不晓,以至后来光复会重建,人们郑重的追认他为“文化大师”而与“思想大师”鲁迅并举。

应该感谢被现实功利困扰的沥溪人仍为我们完整地存留着曼殊大师的故居,终于使我对大师的诚笃之心炽烈之爱有一个放达的场所。然而与寂寥的故居形成反差而又耐人寻味的是:曼殊的研究热却一浪高过一浪。早在1934年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就承认文坛确实出现了一股“曼殊热”,而当今猎取曼殊艳情的文字也俯拾皆是,苏曼殊的研究几乎快要成为一门显学了。我想,这固然是一件幸事,但过热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海桐和青榕闪亮着湿漉漉的叶子犹如无数双慧眼,打量着这个巷子里今昔的荣枯,并以沉重的雨滴叩击着污秽横陈的巷道,仿佛要滴穿永劫的轮回,茫然而又漠然的古巷正经历着无数没有曼珠的日子,而我不得不酸怅地向这三间老屋告别了。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托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再次用一方窄袖拢起曼殊大师播撒在江南春雨中的诗瓣,匆匆地装入自己的行囊。

然而,在这潇潇春雨中,我琢磨又有几人在真正读解曼殊大师的痛苦和孤独?

作者简介:熊罗生 1964年生,醴陵人。1984年毕业于湘潭师院政教系;1984年至1987年于株洲幼师职业学校任教;1987年至1990年于株洲师专任中国近代史教员;1990年至1991年于民革株洲市委会任宣传科副科长;1991年至1993年于政协株洲市委会任调研科副科长;1993年至1994年任民革株洲市委市委委员、秘书长;1996年至2017年任农工党株洲市委宣传科长。中国南社学会常务理事;株洲市政协第四届委员;株洲市历史文化学会副会长;株洲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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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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