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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9月,免费师范生重新走进大学校园。
免费师范生在7年后重返北京师范大学校园。
他们不用排队缴费,他们住的是免费宿舍,他们免费领取价值300元的整套床上用品,他们每月可领到400元的生活补助(非师范新生60元/月)。但是,获得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在一份《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协议规定,免费师范生,承诺学成后将返乡从教,“毕业后一般回生源所在地省份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不少于十年”。
字一签下,意味着这批471名特殊的大学生一进入校园,毕业后十年或者以后更长时间里的人生轨迹已经基本确定。
这群命运被提前规划的孩子们,他们如何在四年的大学生涯放飞梦想,又如何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把握自己的茫茫前程?
穷怕了
填报志愿前一天晚上,20岁的曾永刚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
曾永刚来自云南省红河泸西县,他的高考成绩是644分,全县文科第二名。“老师说这个成绩上北师大肯定没有问题”。
另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由于师范、军事等院校是提前批录取,一旦成绩达到北师大录取分数线,他填报的“本科一”学校愿望将全部落空,包括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
这个农民家庭在兴奋中陷入了困难的抉择。当石匠的父亲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老师也建议,免费师范生对于贫困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他在“提前批”里填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专业。
曾永刚住在北师大西西楼203宿舍。这里住了7个历史学院免费师范生,其中5个来自农村。农村新生中有4人表示,免费是选择师范的首要因素。和曾永刚一样,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县里的前几名甚至是当地的“状元”。
在今年北师大首批471个免费师范生中,除了十来个新生来自广东和上海外,其余全部来自西部地区。
来自宁夏西吉的回族学生马谏君,有三个正在上学的妹妹——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在他的印象中,家乡“有一年不干旱”,现在因为退耕还林,家里连地都没了,全家就靠每个月五百多元的房租生活。
而曾永刚凭着学校减免和社会赞助完成学业已属不易,他和哥哥一度连两三块钱的班费都交不起。最后抉择的时刻,他想到的是每天起早贪黑干活的父亲,“早上六点出门,晚上七八点回家,只为赚35块钱。”
“真的是穷怕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己从小学起,就渴望将来学习经济学。“学经济可以创造财富。”
选择师范,“这基本上是与我的梦想背道而驰”。从现在起,他必须把自己的理想深深埋藏。
他也曾想过申请助学贷款,但是父母有点“思想陈旧”:“贷款欠钱,好像有罪似的。”况且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万一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会“连累整个家庭”,还是读师范“安全点”。
暑假里,曾永刚还跟着亲戚到建筑工地里,帮忙拎泥灰,十几天赚了四百三十多块钱。东拼西凑,他总算挤上去北京的火车,坐了五十多个小时硬座到了学校。
家乡和总理
从北京西站下车,生物系藏族学生桑木旦有点眩晕:“那么多高楼,那么多车,那么多人。”
桑木旦的家就像在天上。8月31日,他就坐上哥哥的拖拉机启程,到聂拉木县城乘车,到日喀则,再到拉萨,几经辗转,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终于在9月8日报到日顺利到达北京。
高考结束后,桑木旦三年来第一次回到高原上的家。他的父母在家里种青稞,养牦牛,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只知道北京有毛主席和天安门”。
桑木旦小学毕业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到济南上西藏班,高中又转移到湖南岳阳,今年又考入北师大。但是在他的家乡,像他这样的幸运儿只是极少数。
同样幸运的还有历史学院的马谏君。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位于省城银川的“六盘山高级中学”。这是宁夏专门为南部山区八县的优秀贫困生而创建的免费学校。
但是更多的孩子只能在家乡就学,那里的办学条件让人忧虑。
马谏君说,他初中毕业那年,县里最好的中学办高中部,于是“所有初中老师也一起升上高中”。个别老师在下课时间加紧自学,然后上课教学生。
他的室友张凯军毕业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某中学,这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但“初中地理老师教高中,学生问问题,老师说,你自己看,我也不确定。”
与东部许多地区争破头抢当教师相比,西部农村的许多学校普遍面临着师资力量匮乏、水平低甚至优秀教师流失的焦虑。
9月8日晚上,曾永刚得到通知,“第二天上午有重要会议”。9月9日,一些免费师范生在英东学术会堂见到了专程前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温家宝一开场就鼓励学生脱稿发言。“不用稿子,就是用心讲话。大家谁举手?”
曾永刚也跃跃欲试,希望反映一下家乡教育的落后情况,“但已经有两个云南的学生发言过了”。当晚,他就给家里去了电话——这是他考上之后,家里新安装的。“家人听说总理和国家这么重视,很放心。”
曾讲过“穷人经济学”的温家宝,在会上发表他的“穷人教育学”,他希望免费师范生政策能让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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