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女主持还只是读稿子的人，没有主动去做个思考者，即使你做的是综艺节目，也应该是在不断地思考。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断把情节向前推动。 

　　现在很多主持人大赛，强调主持人的才艺，我觉得这除了对娱乐节目还有点意义外，对大多数节目，比如谈话、新闻节目，都毫无意义。 

　　我们实际上是个思维和语言的组织者。就这么多元素，要把它们放在节目中，你要思考怎样组织，使得既有逻辑，又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娱乐性并不是说逗大家笑，而是大家能够跟随你，能听得进去，并能不断地推进，这是思考的结果。 

　　人物周刊：自《实话实说》后，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电视访谈节目。你说过，谈话节目你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白发满头。真的可以吗？ 

　　杨澜：谈话节目最大的瓶颈是谈什么、能谈多深。这个瓶颈大家不难理解。 

　　据我观察，在世界各地，谈话型节目都是属于“慢热型”，但是无论电视台、广告商，还是观众都要求节目火爆，再火爆，所以大家拼抢明星资源，特别是在话题方面遇到瓶颈时，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找明星，使得同质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前提下，既要做到收视率有保证，又要达到某种专业的水准，这个难度已经比《实话实说》刚推出时加大了。就是说，人们可以容忍一个节目成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没有经商的天分 

　　人物周刊：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是你目前为止的最大挑战吗？ 

　　杨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能说明我先生为何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笑)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当时就是真心喜欢纪录片，开始做阳光卫视。 

　　在先生的帮助下，融得了第一笔两个亿的启动资金。当时非常有信心，阳光卫视：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整个大中华区第一家。现在想起来，真是个理想化的头脑，结果一下子撞到现实的硬墙板上。我想要是别人会赶紧转型做别的，但我是那种死不回头的人，别人已经劝不动我了。 

　　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很难再融资了。其实那时候，我们真是应该转型了。可是我总觉得再坚持坚持就有希望。今天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先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先生还是支持我，我们俩又自己投资了一笔大资金，继续这件事。直到后来知道，这个商业模型是很难成立的。 

　　人物周刊：2003年出售阳光卫视，是不是个很痛苦的决定？ 

　　杨澜：这种痛苦是双层的吧，一层是觉得愧对那些一开始投资这个项目的人。这种心理压力一直没有减轻过。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的否定。其实你尽管满怀热情，但这路没有走通，也有一种灰心的感觉，觉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且有时候用价值的判断标准代替了冷静的商业思考。 

　　有人说，战士和商人不同，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笑)。 

　　人物周刊：你是个好商人吗？ 

　　杨澜：我后来也在反思，杨澜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人的料。我曾经说，我要做一个文化商人，因为觉得中国缺文化商人。 

　　我一点不轻看商人这个称呼，自己经商这些年来，对那些能够在各种多变的环境下取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满怀敬意。“重学轻商”的这种传统思想我一点没有。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商人。 

　　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懂商业的文化人。应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商业懂得了一些皮毛。但是我想，我这个人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文化上的。商业对我来说，需要了解它的规律，虽然这种了解有时候要付出高昂的学费。我就是没有经商的天分。 

　　人物周刊：回到文化领域，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杨澜：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自己是在回归。但是这种回归要在6年前告诉我，你的命就是这样的，你不会信的，因为你还没有试过。 

　　所以我在想，大概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会撞一回南墙吧。一次没撞过墙的人大概不会安心本分(笑)。但我想，年轻时连一点失败的勇气也没有，那人生也太平淡了。 

　　人物周刊：还会做纪录片？ 

　　杨澜：一定会。 

　　人物周刊：有人说，杨澜的魅力在于她的内在，这些年，你不断选择和尝试，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自己？ 

　　杨澜 ：(笑)反正很多朋友告诉我，她们在我的影响下跳槽。有不少电视圈里人对我说，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原来在某处做编导，做得挺好的，听到我的故事后，就毅然到北京来“北飘”，我说我成天成了鼓励人家跳槽的人了，这可能不大好(笑)。 

　　我总是觉得，一个女性的魅力总是来自一种母性的特质，包容、关切、温情。这和她们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关系。她让人觉得可亲，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会去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