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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作家毕飞宇在上海第二届“城市文化讲坛”所做的演讲中说：“文学除了阅读功能，还有聊天、争论、扯皮、吵架等功能，只有充满世态人情，才能打动读者。”
从鲁迅的《药》、《故乡》讲到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继而回到对古典小说《红楼梦》中一些独特细节的讲述，毕飞宇得出了结论：“世态人情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活状态，在我看来，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中国人的世态人情的描写。”
近几年来，对中国文学创作的争议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文化资源、思想性、人文性与世界性等都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问题，但在毕飞宇看来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中国作家对中国人生活中人情世故的忽视，才是对文学的真正伤害”。“我们小说的问题不是写得太小，而是写得太大。”毕飞宇认为，要使文字有生命力，“世态人情就是这样一副拐杖，虽然它很土，并不高科技”。在他看来，张爱玲就是一个最懂得人情世故的作家。“张爱玲的价值在哪？张爱玲之所以是张爱玲，就是因为她懂生活、懂人、懂这些非常世俗的人情关系。”“一个人总想让自己的生活向高级一点、深度一点的地方前进，这没错，但作家更要对稳固的、常态的东西保持兴趣，否则作品会‘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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