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奠立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留下了深深的步痕。

　　春秋末年，周室衰微，权力下移，战事连年，政局动荡，那是一个旧制度的权威在崩坏、新制度的胚芽在成长的年代。古代的中国，当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无论是有问鼎野心的诸侯，还是其他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家和策赂家，都在考虑和寻觅这个问题的答案。儒学正是这样一种时代背景的产物。

　　“士”阶层的形成和“官府之学”的崩坏，使得非官方的学术活动有了可能。于是儒学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但这个学派不是创建什么新世界，而是恢复或重建那个“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故国的典章制度。借助鲁国的有利条件和职业上的方便，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当时成为最熟悉周礼的集团。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期间最重要的儒学流派，就是孟子、荀子两家。

　　秦的统一，证实了法家学说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确有致用的实效；而秦的短命，也暴露出法家严刑峻法、重赋繁役的办法，对于谋求长治久安的统治者来说，是不够用的。

　　承秦制的汉王朝，在思想方面，便推崇黄老，以“无为”之道来折衷法家的严酷。这时节，儒学并未受统洽者的真正重视。不过，儒学的处境，总比秦时有所改善，作为一种学术得到了官方的庇护，少数传授儒学经籍的人还当上了朝廷的经学博士。在西汉中叶得势的，是后来人们称作今文经学的儒学。西汉儒学掺杂进明显的阴阳五行、神仙怪异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神学化的儒学的原因。但是这种被“独尊”的儒学，无论在政治主张上，还是在理论形态上，都大大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

　　东汉末古文经学盛行，陆续出现过马融、郑玄等名家。他们力图调合古今文之争，建立统一的经学，在经学训诂上颇有成就，但在理论上却是无所建树。佛教自东汉时传人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空前兴盛，与儒、道鼎足而三。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的严重政治危机，暴露出盛行一时的佛教和道教，是如此腐朽、虚妄和软弱无力。一批封建统治的忠实卫道者，奋起而为唐王朝谋取有力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韩愈一派尊儒排佛的政治目的。他们认为必须以儒学的封建伦理纲常代替佛教的消极出世思想。

　　经过宋初儒学论坛的沉闷，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终于开始了儒学变迁史上的又一次巨变，新形态的儒学得以酝酿成长起来。经周敦颐、邵雍、程灏、程颐，到南宋朱熹而集其大成，一个哲理化的儒学，即程朱理学，终于问世。程朱理学，把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扼杀一切新事物窒息一切新思想的最沉重的精神桎梏，成为吞噬千百万无辜生灵的“吃人礼教”。

　　19世纪中期，我们多难的祖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处境，然而这也是一个孕育新生的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处于激变的过程中。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也逐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节。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