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日中天的易中天先生最近可能有些郁闷。近来，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前所未有地增多了，先是媒体披露他面对复旦学子操起“国骂”，接着又传出他在演讲中声称“这个时代不需要大师”等奇谈怪论。关于他的粗口，网上还掀起了一股抗议甚至要求他向读者道歉的浪潮。

　　当初爆料者必然都是欣欣然地去听易氏妙论的，应属当之无愧的“易迷”，那么他们现在的反戈一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否可以视为“易迷造反”呢？

　　面对“易迷造反”，我有些感触，因为我曾经是最早批评 “易中天现象”的人之一，先后撰写了 《从易中天现象看人文知识分子现状》、 《“学者明星化”与 “知识阶层市侩化”》等文章，对 “易中天热”泼了小小的一瓢冷水。我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多元社会出现几个像易氏这样的 “学术明星”并不稀奇，但如果知识阶层，尤其是很多人文知识分子为易氏制造的这些轻浅浮躁的东西而沉迷，那是应该忧虑的。在当时易氏炙手可热的氛围中，我的文章没有什么影响力，相反却引来了一些 “易迷”的讥讽和辱骂。回顾当初，以今视昔，能不感慨？

　　“易迷造反”深刻地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 “流行文化”毕竟只是“流行文化”，没有人会成为大众 “永远的情人”，因为大众是喜新厌旧的，而且这种喜新厌旧永远是合理的。就文化界而言，拿易中天和昔日的余秋雨对比颇富意味。过去，余秋雨散文中那种无所不在的感慨在 “余迷”眼中象征着深沉，曾几何时，就变成了“矫情”。现在，易中天演讲和文章中的俏皮话如天女散花，一时让 “易迷”心动目眩，谁又能保证假以时日，这些 “俏皮话”不会成为人们新的笑柄？对大众的喜新厌旧，当事人理应有足够的心理预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别以为 “我红我怕谁”，须知成也大众，败也大众，大众可以捧红你，也可能很快将你抛弃。

　　“易迷造反”还表明，即使是在文化市场中，“优胜劣汰”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一个“学术明星”，你可以红得发紫，但如果你始终偏于 “明星”而昧于 “学术”，就注定只能领风骚三五天。易中天在复旦演讲时声称“这个时代不需要大师”，因为“没有大师，才能使中国人从几千年的圣人崇拜的情结里走出来，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我相信这又是易氏即兴发挥的“俏皮话”，可惜经不住形式逻辑的检验：我们呼唤“大师”和所谓“圣人崇拜”有何关联呢？这也许还是易氏下意识的自我辩解，但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都离不开大师的贡献，中国也不能例外。过去的大师至今让人敬仰，哪怕当初他们是多么寂寥，而现在的易中天先生，虽然一度红得发紫，却已经面临 “易迷造反”的尴尬。两相对照，我要高兴地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