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少见多怪， 《第二次握手》这本今天看起来算不上 “经典”并带着明显时代烙印的小说曾让一代年轻人疯狂。与人有别的是，它对我的影响却不是来自书的内容的本身。

　　我们这一代上世纪6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一开始读书识字，学的是“毛主席万岁！”耳旁回响的歌曲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

　　与今天的小学生相比，我们是幸运的，肩膀上没有沉甸甸的负担，书包里只有两本薄薄的 “语文”、 “算术”课本；又是不幸的，在那偏僻的乡村，我们唯一可看的课外书就是 《智取威虎山》、 《沙家浜》等几本连环画。

　　到了70年代末， “文革”结束，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了。80年代初校园内最流行的口号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的榜样已换成了华罗庚、陈景闰、谢彦波等人物。农村孩子最羡慕的是身边吃 “国家粮”的人，那些老师、乡干部不用吃红薯，餐餐钵子饭，中山装口袋上挂着钢笔，走路很神气。

　　当时唯一可以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途径是高考。那时的大学教育还是 “精英教育”，全国的大中专招生人数只有30万左右。因参加考试人数太多，各地先进行 “省试”——预考，通过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全国的高考。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在有限的几年中小学教育中，前期因“文革”没读多少书，后期有机会参加高考时，题目难度相当大。

　　为保证孩子们挤过高考的 “独木桥”，我就读的中学对学生采取的是一种封闭性的苦行僧式教育方式，学生夜以继日读书，想起当时那种读书劲头，现在都觉得可怕。

　　我在学校时，对当时那种教育方式感到很无奈，又有点反感。心想，反正没有多少人考得上， “一颗红心，两种打算”，顺其自然吧。一天，我看到一个同学上数学课时在看《第二次握手》，拿过来一翻，竟入了迷，感觉这比枯燥的教材有趣多了。老师发现了，把书没收了，课后又还给我。正是，“书非借不能读也”，我得抓紧时间看。于是休息时间也看，第二天上课又看。书又被老师没收了。课后他讥讽而又痛惜地说，上瘾了吧，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现在看这种东西无异于自杀，你只要努力还是有希望考上的，大学的图书可是汗牛充栋，否则，一辈子都没有书看。说完，他把书又还给了我。

　　老师的话有点绝对，虽刺激了我，但却给了我信心。我还不是他心目中的 “稀泥巴”，否则他把书撕掉了。我不能辜负别人，更不能辜负自己。从此之后，我开始发奋学习，把自己当作一个读书的工具， “头悬梁，锥刺股”，天刚亮就起来读书，上厕所还在背英语单词……因为头脑单纯，空空荡荡，记忆力便特别好。仅一年时间，我能将所有学过的古文背下来，对历史、地理烂熟于心，数学中碰到的任何偏题、怪题基本被我解答过，并对过去十分枯燥的政治经济学、唯物辨证法入了迷，中学英语单词、语法已能运用自如。

　　1983年7月，我来到县城，坐在考室，感觉有点紧张，但一打开高考试卷，没有了压力。分数出来，我考了我们中学的第一名。那一年全国本科只招8万人。在很多人的羡慕下，我拿到北京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县10多所中学中，我所在中学没有名气，但那一年的高考文科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排在全县第二，我给学校争了气。

　　可以说，一本没有看完的课外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从此我真正迷上了读书。在80年代的知识大爆炸中，我是一个受益者，不管古今中外，无论语言文学还是历史、哲学书籍，拿起来就读，更重要的是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读。也许是书见得多了，对 《第二次握手》我竟没有再去读，如今唯一记得的是它的作者叫 “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