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纪录五十载！株洲日报在与时俱进中正迎来自己的半百之庆。作为一个在此燃烧青春、与其深深结缘的老报人，不禁追忆多多，感怀多多。

　　我先后在农财、政文、工交各报道组跑一线，每月要完成20多条、万余字的发稿任务。然而文墨功夫原是剥笋子，愈剥愈精也愈剥愈少，要拿出一篇优稿，往往要付出更多。为追求发稿质量，开灯夜耕，甚至通宵达旦，几成家常便饭。

　　那时我有个怪论：当记者不应该想当官，职务本身不能给人们什么。然而几年之后，恰恰一顶小小的官帽落到了头上：报社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编务。这意味着什么？角色转换了，责任加重了，以前想的是怎么写好一条稿子，现在要想的是怎么编好一版报纸。 同一丘田，不同的人作便有不同的收获。办报也同作田一样，如何精心耕耘这块舆论之田，便成为我一直琢磨的大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酝酿自身的改革。首先从新闻改革开始，迅速改变“小报抄大报”的老面孔。如煞长风，兴短文，努力扩大信息量；提倡抓“昨日新闻”，鼓励跨线抓“活鱼”，以提高时效性；向晚报学习，办一张没有晚报的日报，以提高可读性；跳出会议写会议，改革会议新闻等。

　　为检验改革成果，1983年4月10日清晨，报社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卖报，一个上午卖出6600多份。卖报归来，一个个喜笑颜开，兴奋不已。今年编印的《株洲日报社发展史》，摘录了我当时的一段讲话：“我们的辛劳，我们的努力，我们疲劳的日日夜夜，以及老婆的埋怨，新媳妇的不悦，都已从读者的灵敏反映和社会普遍的赞扬声中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改革需要理论指导，但实践中常常有些问题难以把握。根据本报的改革实践，我写成了一篇篇研究性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新闻业务与学术刊物上，并作为地市报代表，多次参加了全国高层次的新闻学术会议，走上讲台，和专家学者对论。底气哪里来？来自一个实际工作者的改革实验和株洲日报的鲜活经验。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还处于创建中，尤其在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相交地带，基本上还是一片犁尖未至的处女地。1991年9月，拙作《新闻开拓规律探》出版了。主编王林说：“没有想到，我们新华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作者不是在中央新闻单位，而是一个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可以想见，你们报纸的水平不会低。”

　　1991年，中等城市党报研究会在株洲举行。新华社高级编辑刘汉报的发言先后6次提到了《规律探》。南京日报的一位同行来信告诉我：他们的老总说这本书好，批示编辑部人手一册，一下购买了160本。

　　“以新闻立业，为新闻立言。”这是作家聂鑫森对我的人生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