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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纪录五十载!株洲日报在与时俱进中正迎来自己的半百之庆。作为一个在此燃烧青春、与其深深结缘的老报人,不禁追忆多多,感怀多多。
我先后在农财、政文、工交各报道组跑一线,每月要完成20多条、万余字的发稿任务。然而文墨功夫原是剥笋子,愈剥愈精也愈剥愈少,要拿出一篇优稿,往往要付出更多。为追求发稿质量,开灯夜耕,甚至通宵达旦,几成家常便饭。
那时我有个怪论:当记者不应该想当官,职务本身不能给人们什么。然而几年之后,恰恰一顶小小的官帽落到了头上:报社革委会副主任,主管编务。这意味着什么?角色转换了,责任加重了,以前想的是怎么写好一条稿子,现在要想的是怎么编好一版报纸。 同一丘田,不同的人作便有不同的收获。办报也同作田一样,如何精心耕耘这块舆论之田,便成为我一直琢磨的大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酝酿自身的改革。首先从新闻改革开始,迅速改变“小报抄大报”的老面孔。如煞长风,兴短文,努力扩大信息量;提倡抓“昨日新闻”,鼓励跨线抓“活鱼”,以提高时效性;向晚报学习,办一张没有晚报的日报,以提高可读性;跳出会议写会议,改革会议新闻等。
为检验改革成果,1983年4月10日清晨,报社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卖报,一个上午卖出6600多份。卖报归来,一个个喜笑颜开,兴奋不已。今年编印的《株洲日报社发展史》,摘录了我当时的一段讲话:“我们的辛劳,我们的努力,我们疲劳的日日夜夜,以及老婆的埋怨,新媳妇的不悦,都已从读者的灵敏反映和社会普遍的赞扬声中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改革需要理论指导,但实践中常常有些问题难以把握。根据本报的改革实践,我写成了一篇篇研究性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新闻业务与学术刊物上,并作为地市报代表,多次参加了全国高层次的新闻学术会议,走上讲台,和专家学者对论。底气哪里来?来自一个实际工作者的改革实验和株洲日报的鲜活经验。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还处于创建中,尤其在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相交地带,基本上还是一片犁尖未至的处女地。1991年9月,拙作《新闻开拓规律探》出版了。主编王林说:“没有想到,我们新华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作者不是在中央新闻单位,而是一个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可以想见,你们报纸的水平不会低。”
1991年,中等城市党报研究会在株洲举行。新华社高级编辑刘汉报的发言先后6次提到了《规律探》。南京日报的一位同行来信告诉我:他们的老总说这本书好,批示编辑部人手一册,一下购买了160本。
“以新闻立业,为新闻立言。”这是作家聂鑫森对我的人生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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