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期间，《株洲日报》是我每天必见的老友，退休以后，我受聘在一些单位撰写史志书稿，《株洲日报》更成了我离不开的好“帮手”。
　　1965年，我向《株洲日报》投寄了第一篇新闻稿，在报社编辑、记者的精心指导下，我刻苦练笔，在80年代初期成长为在全市有一定影响的《株洲日报》骨干通讯员。在报社记者的推介下，我从一名农场下乡知青进入到市直党政机关工作。可以说，《株洲日报》，是我心中的最爱。

　　退休后，写史修志的实践让《株洲日报》与我靠得更紧了。 在工作中，我发现报纸登载的新闻报道，内容具体，时效性强。而收集到的记载同类事件的档案资料侧重点不尽一致，报纸资料对档案资料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和完善。另外，编写史志书稿，一般以档案资料为重要依据。我在查阅中却发现一些资料字迹模糊，有些遗漏和笔误，让人难以辨别和考证。我在收集、整理资料时，尽可能将档案资料，尤其是存疑资料，与《株洲日报》登载的同一事件的新闻稿进行比对，将错误纠正，缺失填补，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增强了史书的可信度。

　　在提高史志书籍的可读性方面，《株洲日报》也给了我许多启示和帮助。在写《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史》时，需要写很多重大工程和城市道路、环境建设，反映城市巨变，仅仅依据档案资料，要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建设成果和时代变迁，难度较大。而将《株洲日报》上的报道与档案资料有机融合起来，可读性则大大增强。如建设文化园工程，前后的对比就很生动感人。建设前，“积数十年污秽于湖中，成了一个天然化粪池，阵阵臭气从湖中溢出，人们只能掩鼻而过……人们将其称之为株洲的‘龙须沟’；今日的文化园，映入眼帘的是青翠的竹林，绿色的草地，绵延的石径，拱背曲径的小桥，碧波荡漾的湖水……”在相对枯燥的史书中能读到这样优美形象的文字，实在是给史书添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