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倏然而至，让人有一点措手不及。

　　在一畈白菜地里，老冯说，听着呐，国家恢复高考了 ，你们知青可以试一试嘛……

　　老冯是我们知青农场的场长。传了一个信，来去如风。

　　我埋头浇菜，心里一跳，就一秒钟，打定了主意：报名！

　　高考的大门，严丝合缝，锁了十年。期间，也有一些上大学的，所谓“工农兵学员”，只要推荐，不要考试，当然，像我这类“狗崽子”，无论如何都是沾不上边的，哪怕偷偷的探一探口风，有的人也要掷给你一个白眼。

　　机会说来就来，不断旋转的门，终于有一个空档靠近了我，我顾不上看别人的脸色，赶紧挤了进去。我喜洋洋地告诉父母，我也有报考大学的资格了！

　　父亲捎信过来，简短一句话：时间匆促，来不及全盘复习，选择文科为宜！

　　父亲原先是大学教师，文革落难，正在灰尘扑腾的水泥厂劳动改造。

　　我顺了父亲的意思。

　　拿了准考证，是一张巴掌大小的软纸，放到哪里，我都不放心，想了想，干脆脱了身上 热乎乎的棉袄，缝一个暗袋……从此，藏了晶莹的梦想。   

　　我是1973年上山下乡的。几艘汽船，把四百多个知青往农场一放，掉头就走，没有任何藕断丝连的余地。我们一些女知青，哭着发誓，不离开农场，决不剪头发！后来，她们一个跟着一个飞了，招工的招工，征兵的征兵，也有几个推荐上大学的，而我，勉强扎下根来，五个年头捱过，蓄了一对长长的麻花辫，洗也麻烦，梳也麻烦。一旦押下高考的筹码，我一把操起剪刀，剪掉长辫，我望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无比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急人的是，我们两手空空，没有考试大纲，没有中学课本，没有参考书，没有复习题……考什么？怎么考？一片茫茫大荒，谁也摸不透。

　　收工之余 ，我们抓住什么就看什么，有时候是一张《人民日报》；有时候是一本《新华字典》；有时候是一卷稀烂的《中国通史》，夏鼎，商尊，秦砖，汉瓦，七零八碎，无从拼接。

　　高考的日子，是1977年12月17日——19 日。

　　考点很远，距离我们农场有三十多公里。老冯真是一个好人，东奔西跑，求这个那个，借了三辆解放牌大卡车，一辆运文科考生，两辆运理科考生，他长臂一挥，喉咙里飙出一句：上！我们连忙把自己塞进车里，连带铺盖、脸盆、饭碗、茶缸……毕竟还是刚刚出轨的少年，对于高考改变命运的力量，大都前瞻弗及，奔赴大考，有如出门旅行一趟，笑语翩跹，轻松得很。

　　从获悉高考消息，到参加高考角逐，前后仅仅一个多月。考生们所有的知识，完全依赖老底子，下一分钟，就要一点一滴搜刮出来，兑成分数。

　　我们的考室，采光不好，天花板上挂了黄色的灯泡。四十多位考生，一人一座。三位监考老师，穿梭巡视。

　　文科考了五门：政治、数学、语文、历史、地理。几位监考老师，前脚跟后脚，经过我的座位时，都会有意无意地停一下，看我做题，我感受着一种静默而陌生的关注，暗自欢欣。

　　考试结束以后，一堆堆考生滞留考点，嘈嘈叨叨。几位监考老师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一位说，我们这个考室的，算你考得最好；另一位说，大有希望，语文强，历史强，而且数学不拖后腿！ 一刹那，我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感觉，都是惊喜！

　　过了一个来月，我果然接到了高考体检通知。

　　那年高考，不公布成绩，上了大学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先参加体检，再填报志愿，然后通过政审，就可以入学了。

　　当初，我们农场三卡车考生，只有十个人能够参加体检。我们享受着大家的议论，很风光地去了城里的医院。 剩下的时间，寻了一家照相馆，一个个不挪眼地盯着镜头，笑容晏晏，有一点隆重纪念的意思。

　　接下来， 是填报志愿了。我捏着钢笔，既不知道个人考试得分，也不知道大学录取控制线，索性迁就自己的兴趣，选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又选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最后附带一句：坚决服从分配！

　　我以为，上大学是稳笃笃的事了，于是，也懒得出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心里轻轻地吹着口哨，   开始执著的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

　　1978年2月，大学陆续放榜，首先是重点本科，后来是一般本科，再后来是专科， 再后来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我不得不相信，我落榜了！由于父亲的罪名还在，政审这一关，我还是过不了。晶莹的梦想，像玻璃一样，砰的一声碎了。

　　讽刺，挖苦， 比刀片还要锋利：“不问问出身什么阶级？鸡毛也想飞上天！”，“哼，还北大武大呢，瘾大！”

　　在成长的岁月里，我已经习惯了歧视 ，冷落，还有嫉恨。我一脸漠然。

　　冬消春长， 桃红柳绿。

　　1977年高考，彻底落幕，570万人赴考，27.3万人中榜。

　　命运，犹如一枚硬币，朝空中一抛，卜输卜赢，就看叮当落地的瞬间。我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