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何立伟的初次见面比较简短，只用了两分钟。

　　那年海南搞活动，主办方安排他和我住一个房间。两人握手，说些玩笑话，兴致都很好。这时，他打开烟盒，没等进行下一步，我就果断地说，别在屋里抽，空气不好。他更果断，笑一笑，拽起拉杆箱，去会务组换房。

　　事后，我解释说，我偶尔也抽烟，只是不喜欢住的屋子有烟味。他豪爽地说，那就到他的房间去抽。由于他的要求，我也沾了光，睡上了单间，并多次应邀到他房间去吞云吐雾，损人不利已，以身不作则。

　　那次会议，他穿皮夹克，戴棒球帽，偶尔还戴墨镜，红润的脸上亮光光的，俨然一个时尚的都市小伙儿，我就觉得与他的作品，比如《小城无故事》，不甚配套。印象中的他，似乎跟田园，跟花鸟，跟古典的东西譬如唐诗宋词明清家具彩绘瓷瓶更接近。

　　接触多了，发现何立伟本人，并不像他那次的服饰那样易于归类，而是像他的作品，五味，七彩，八音，雅俗，土洋，城乡，要什么有什么，丰富，驳杂。何立伟的常用词之一，就是“驳杂”。他夸人时爱说，“读书无数，学识驳杂”。“有趣”，是他另一个常用词。他爱用“有趣”与否来观察世界，划分人群。他本身就是有趣之人。我猜天底下，他最热爱的事项，除了祖国和人民，恐怕就是跟朋友聊天。几次笔会，我们几乎夜夜长谈。只见他夹笔杆那样夹着淡巴菰，奇思妙语如袅袅香烟，不断升腾弥漫。烟蒂如山，茶色变浅，甚至东方的天色也变浅，谈兴仍不减。“质感”，又一个何立伟的常用词，是他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概念。他自己写东西，尤其追求质感。去秋，他将长篇新作《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赠我。真是一部好书，迷乱岁月的青工生活，神奇地、立体地重现在眼前，有无法摆脱的现场感、浸泡感。倘若用审美的"手"去摸，摸到的简直就不是平面的纸，而是几千里山河以外，三十多个春秋以前的血热和水冷，心柔和骨硬，木涩和皮滑，针刺和电麻。这些，可能就是立伟兄所说的“质感”吧？

　　文学作品“质感”的构成，离不开真实的、大量的精彩细节。他写的是文革年代长沙肉联厂的青工。凑巧，我也是那一时期入的厂，虽说入的是沈阳的机械厂，但同样是青工，因此有资格用过来人或者干脆就是同伙的眼光，亲切而苛刻地留意书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细节都很耐看，稳妥，由此筑起一座独特而结实的、充满元气的精神大厦。“元气”，也是他的常用词，是他对作品进行判断的一个带有综合性的标准。我理解，一部作品，血肉丰满，生机勃勃，腾腾冒热气，那就是元气。最先听他提及“元气”，是一次爬山，爬累了，大家于树荫中议论一部当红小说。何立伟认为，这部作品缺乏元气，跑气了。我忍俊不禁，仿佛发现一座贴满华丽标语的充气彩虹门，突然让人拔掉了鼓风机的电源。他被我笑得发愣，我就说，跑气这个说法新鲜。他不以为然，礼貌一笑，看我像看一个大惊小怪的人，该人见到天空也说新鲜，见到地面也说新鲜。

　　元气离不开语言。“语言”，也是他的常用词。他这个人，仿佛就是用语言做成的。脑子和身子不消说了，即便是血管，一般人血管里装的是血，是胆固醇或粥样硬块，他好像装的统统是语言，书卷的，俚俗的，成功的，失败的，各式各样，流动不息。

　　一次座谈会，他开小差，低头看东西，不料主持人令其发言，麦克风随即传到面前。何立伟嫁“祸”于人，把话筒挪到我这边，声明：他讲不好普通话，一讲就紧张，还是请刘齐兄讲。

　　我马上把话筒推回去说：我讲不好长沙话，一讲就紧张，还是请何老师讲，我就爱听何老师讲长沙话。

　　全场大笑。我说的却是真话。听他发言，隐隐约约，我觉着，他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小男孩、小女孩、小伙计、小商贩、下岗工人、老农、老总、老兵，操着跟他相同的口音，微笑着，喧闹着，四平八稳地，活蹦乱跳地，向我这边走来。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