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于丹的前提是我把于丹视为“人物”，就如我历来不喜欢大都市，车水马龙，人一出门便泥牛入海，找不到一点乡里乡亲的感觉，所以我认为大都市不适合人类居家过日子。当然，我的感觉表明我自小胸无大志，顶没出息。好在公众人物们既需要有出息的人奉献鲜花与掌声，也需要我这等没出息的人喝倒彩。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公众人物都可以由此将自己的世俗利益最大化。现实就是如此，无论你顺眼还是不顺眼，服气还是不服气，献媚与恶搞殊途同归。于丹诵读经典挣钱，芙蓉姐姐扮恶心也能挣钱。

　　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说不上幸运还是倒霉，该吃奶的时候赶上饥荒，连父母还直饿得两眼放绿光，说营养不良算是抬举我们。该读书的时候赶上批判“封资修”，课堂作业的主要任务是背诵标语口号。其实我们小学四年级时便开设了英语课，其中一篇课文的内容颇具时代意味：“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直到中学阶段的尾声，高考骤然来临，沐浴科学的春天的阳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真理之声如雷贯耳，我们才深感先天不足。

　　我无意苛责古人，更不敢鄙薄圣贤经典，因为中国圣贤学说在直觉性知识方面的丰富是世人共知的。孔夫子早就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不喜欢于丹，便是对她一副“三畏”的君子之态发笑，永远的目视远方，字斟句酌，拿腔拿调，思想高飞的扮相，仿佛她是天赐神授的留声机，放射着真理的佛光。话说回来，“天命”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大人与圣人便是真理的化身吗？在西方人看来，科学规律是理，是真理，法律也是理，是真理，凡是成了理和真理的东西都应该高于一切人的意见。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发问，难道权大于法吗？正是因为过去数千年，我们的文化只有一种“礼”而非“理”，就是由权力大小决定的“理”。无怪有人说，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样都是靠“一本书”闯天下的民族，前者靠《圣经》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信仰的人类元精神；后者靠《论语》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仁爱的人类元精神。但我们也了解，一部《论语》，把“知”的对象全部落实在做人的道德上，更具体落实到“礼”的学习上，对具体的生产知识的轻视和对科学理论的漠无所知，才使得自汉代以来，学习儒家经典成了人们获取世俗利益的必由之路。大人也罢，先贤也罢，他们的声音永远都是个人的独断，都是林林总总的声音之一，都只代表个人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就发表过他的个人意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邓小平的意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不喜欢于丹的另一个前提是我把她视为女人。台湾曾流行一句话：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我感觉这句话特别好玩，因为以我的理解，认真的女人就是那些常常喜欢跟人急的女人，女人一跟我急我就自动放弃话语权并偷着乐。再则我必须申明，我不喜欢于丹决非眼红她身价千万，即算是跟我同等收入的同事住别墅开名车，我也找不到眼红的理由，顶多纳闷而已。

　　（作者系省作协理事，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