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来，我在新闻、党史、文艺三条战线的工作经历，为文史结合的创作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党史办工作的10个年头，我深切体会到湖南的确是人杰地灵，我作为湖南人，感到无比自豪。我到党史办工作以后，在坚持日常工作的同时，将自己的创作定位在书写伟人、名人方面，我初步计划写10部伟人、名人的长篇传记文学，现已撰写出版了 《程潜传》、《陈明仁将军传》、《谭震林传奇》、《王首道传》、《胡耀邦传》（上下集），另有3部纪实文学专集 《名人风采》、《名人心迹》、《名人忧乐》出版。

　　写传记文学必须敢字当头，敢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我到党史办工作的头几年，首先写《陈明仁将军传》、《程潜传》，就遇到过一些非议：“你是中共党史办的领导，怎么写国民党的将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程潜、陈明仁是毛主席肯定的人物，是有历史功劳的，怎么写不得？”我行我素。又有好心人劝我：“你老是写这些死人，还要冒风险，死人是不会感谢你的，报酬也不丰厚，还不如写商贾巨富，报酬高得很。”我一笑：“人各有志嘛！我写人物传记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传记文学是一种写作难度大、受限制较多的文学形式。它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不能随心所欲，随意编造，必须以史实材料作基础，必须处理好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与文学的审美性、虚构性的关系。因此，它要求作者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搜集、采访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构思、选材、描写、叙述。它要求作者既有学者的治学方法，又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还要有文学家的刻划人物的艺术技巧。为写好传记文学，我长期坚持深入、艰苦的采访，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冷脸挨热脸、不怕吃闭门羹；多跑、多看、多问、多听、多想、多记；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努力征集相关材料和反复核实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决不满足于浅尝辄止，更不搞“合理想象”，添油加醋。

　　完成一部人物传记，就是还原一段历史，其间涉及大量的人事，作者需要具备社会活动家的交际能力。在撰写 《陈明仁将军》、《程潜传》、《谭震林传奇》、《王首道传》、《胡耀邦传》的过程中，我四处奔波，走遍大江南北，先后采访了他们的上级、战友、同事、部属、亲属上千人次。比如，为了征集胡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事迹，曾在团中央任职的12名书记，我采访了8名；为了征集胡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长时平反冤假错案的事迹，我采访了李锐、陈野萍、曾志、王照华、郑伯克5位副部长；为了了解胡耀邦同志在革命战争时期事迹，我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副总理耿飚、总参谋长杨得志等；为了了解胡耀邦同志对知识份子的关心，我采访了臧克家、贺渌汀、新凤霞、张黎群、邢方群、李立、张扬等文化名人；为了了解胡耀邦同志领导新闻舆论、科技战线的事迹，采访了《人民日报》原正副总编胡绩伟、秦川、经济学专家于光远等；至于李昭、胡德平等胡耀邦同志的亲属，我更是多次采访；收集的文献资料和口头资料不下千万字。有时上午采访一个，下午采访一个，晚上还采访一个。几十年来，我没有什么节假日，虽然活得很累，但很充实很快慰。

　　文学创作是无止境的，作家的人生旅程没有 “退休”二字。我计划写到80岁，力争活到100岁，因我父亲活到99岁，我打算超过他一岁，不算高指标吧！我的人生哲学是：听其自然，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甘于寂寞；为官为民，俭朴生活；无私无畏，永葆棱角；奋力笔耕，创作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