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越顶”握手，是日本最为担心的事情。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是日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没有在日本停留，给日本各界精英带来了小型的“克林顿冲击”，再次引发了被“越顶外交”疏落的危机感。这使日本感到，美国对日本从“敲打(bashing)”变为“绕行(passing)”，最后，日本又在美国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nothing)”。2005年以来，布什政权开始敦促小泉不要继续以“参拜”行为恶化对华关系。这一含蓄的“布什冲击”，是促使安倍上台伊始即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因素。

　　中美日关系摆脱“二对一”的心理诱惑而进入良性互动轨道，是中日走向战略合作的重要条件，也是符合三国利益的最佳状态，同时也是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正道。

　　中日走向“战略互惠”，首先要进行真正的“战略对话”，致力于走出“安全困境”。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要构筑什么“价值观联盟”，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起一堵意识形态的围墙；一些日本“专家”津津乐道于陈旧的地缘政治观念，先是武断地规定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然后又渲染“海洋势力必然与大陆势力相对立”，宣称“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对于这些恣意加深“安全困境”的做法，中日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应通过战略对话加以排除。

　　第二，要全面推动各领域的“战略互惠”合作，增进相互信任。中日应继续推动两国政治关系“回暖”进程，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努力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此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进而逐渐在反恐、维和、援助、联合国改革等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第三，要坚持不懈地推动两国民众与舆论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和解进程。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回暖”，中日相互舆论和民众感情呈现出逐渐好转的趋势。中日双方应当充分认识到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以极大的耐心、持之以恒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动这一进程。

　　抓住“回暖”机遇

　　2007年9月25日，“老成持重”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新首相。

　　福田上台的深层背景，是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回落，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遭弃。新保守路线占据主流地位数年之后，日本政治的钟摆回到了“渴求中庸”的一边，大任降在“富有平衡感”的福田身上。

　　福田临危授命，面对着诸多内政困难，但他在外交上却有着独特的优势。福田上台，给中日关系带来了难得的“福田机遇”。在他任内，历史问题有望继续走向软着陆，台湾问题有望得到更好的处理，日本“价值观外交”进入低潮期，中日舆论氛围亦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中美日之间也可能开始探索共赢框架。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胡锦涛主席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无疑是今年中日关系的重头戏。此次访问是中日双方总结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发展共同利益的良好机遇。通过胡主席访日，中日两国在建设“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中有望“更上一层楼”。

　　经过十余年的相互关系调整，中日相互战略摸底时期趋于结束，两国关系的焦点正从历史问题上的情感碰撞转移到战略问题上的利益博弈上来。中日能否抓住机遇，推动相互关系持续发展，使其从“恢复性发展”向“实质性发展”平稳过渡，将是其“回暖”进程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余年间，面对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日本各界精英和舆论经历了严重不适应、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近年来，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发展的目光逐渐变得相对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中国问题的基点。

　　中国同样面临如何看待日本的课题。过去的10年，中国各界的日本观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在国力判断和心理上，则有“轻视日本”和“夸大日本”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在认识方法上，则有“注重情感”、“呼唤理性”、“道德批判”、“战略判断”等多种类型。

　　应当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双方应对当前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另一方面，中日关系正日益走向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政治关系波动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将继续相对减弱。“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将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句至理名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