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翘尾因素的存在，市场始终都在憧憬着中国的通胀率能在下半年有一个实质性的回落。 

    客观上讲，从今年1季度开始，这轮通胀的实质性因素才开始真正显现，特别是4月份，PPI开始接近CPI，同时，结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上涨，成本因素渐成推动价格的主导力量。也许我们很难将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严格割裂开来，但从今年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看，外需、货币、实际消费和投资都已经放缓，物价却不见回落。这意味着，以需求拉动型为主的通胀正在向成本推动型转化。 

    对外看，成本推动型通胀意味着中国通胀已经成为全球通胀的其中一环。中国通胀率何时回落与美元何时转强成了极为密切的相关语。美国短期内可能会放弃弱势美元政策吗？ 

    尽管随着国际油价的飞涨突破130美元，联储最近开始不断释放出关注通胀信息，但其未来的行为（转向升息）仍然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 

    试想，去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如果没有美元加速贬值撑着美国的出口大增，美国哪里能依然维持两个季度的微弱增长？因为次贷导致信贷紧缩，企业融资成本急剧上升，投资不行了。房价加速下跌，财富效应消失，消费需求萎缩。唯有靠弱美元刺激美国出口大增，尽可能拖住美国经济衰退的步伐。 

    尽管弱美元导致全球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场暴涨，美国通胀的压力上升，但与弱美元所获得的现实好处来说，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是由于近二十年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当下美国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早已远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了，对油价敏感度下降。二是出口大增，延缓衰退，改善双赤，反转过来又支持了美元，不至于如某些经济学者所预测的崩溃的结果。这就是美元自身的自我修复机制，最终被拖垮的只能是美国以外的世界，由他们来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 

    房地产触底回升或许可以成为美元走强的观测指标，所谓缘起缘灭，房价止跌，衰退才有转势的条件，美联储也才有条件结束弱美元，回归重视国内通胀，因为届时内需重新回头，开始一个新的扩张周期。但从美国历史楼市调整周期和幅度判断，美国楼市见底企稳似乎还是一个比较远期的事件。 

    美元真正趋势性的转强，新的产业“亮点”出现是吸引美元回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同当年里根克林顿时代的美国新经济革命，但至今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近二十年来美国已经从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吸吮了太多的利益，以致于大多数人都怀疑再次产生这种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变革的动力。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全球美元游戏中，游戏的另一方（美国以外的世界）提前出局，当其他经济体最终抵御不了通胀的压力，经济硬着陆，全球商品市场牛市结束，美元顺势而强，那时不光美国通胀问题也解决了，全世界的通胀问题都解决，因为其他国家买了单。 

    对内看，中国正在为煤、电、油、运、气、水、土地等要素的长期价格管制和扭曲付出沉重的代价，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中国经济要想最终摆脱美元（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的纠缠，理顺要素价格机制、逐步释放通胀压力的改革成为不可回避的任务，这是一项长期性和艰巨性任务，涉及到很多利益关系的调节，特别是垄断部门的改革。这需要二次价格闯关的勇气，时机选择非常关键，以避免造成经济过大的波动。 

    总之，无论哪方面，短期内讨论中国通胀率的回落毫无意义，即便有回落，也不构成趋势性。某种程度上讲，高通胀率也意味着中国过去靠低要素价格支撑的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尽头，而新的增长方式的确立需要时间。（刘煜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