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背后

基层治理软弱，公权使用不当，导致当地群众不信任、不支持政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赵鹏 周芙蓉 刘文国

“当看见县政府大楼烧起来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可现场围观的不少群众却在大声喊‘加油’。”虽然距瓮安“6·28”事件之夜已过去了十几天，当贵州省人大代表、瓮安县柴姨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柴冬梅说起在事件现场的感受时，依然一脸沉痛之色。

“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71岁的老干部、前瓮安县长徐银芳这样说。“群众心里有股怨气，憋久了就要出事啊！”另一位老干部王儒德对本刊记者说。

连日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接触到的瓮安县干部群众都在反思：为什么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会引发万人聚集和打、砸、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这一罕见的群体性事件呢？

“群众不向政府讲真话了”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瓮安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反应迟钝，处置失机。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

由于对李树芬的死因存在疑问，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被其叔李秀忠等人打捞上岸后，李家就将遗体一直停放在事发地点。受访的多位干部群众指出，有两个时段是避免“6·28”事件发生和扩大的关键时段，都一一错过。

第一个时间段，6月22日到6月28日事件爆发前。在长达7天时间里，尽管县公安局和县有关部门对李树芬家属做了一些工作，但终究没有达到让家属安葬死者、防止事态扩大的目的。

“这一周，应该是政府预防6·28事件发生的有利时段。”徐银芳对本刊记者说。从李家停尸河边的那天算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去看，传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或公安部门都没有就群众的议论和疑问给出明确的说法，也没有通过其他传播手段给予澄清，导致失真的传言一传十、十传百。

“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了，义愤了，几次出现要闹事的迹象，但都没有引起警觉。这样，就丧失了引导舆论、防止事态扩大和稳定人心的主动权。”徐银芳说。

第二个时段，6月28日16时到20时，大批群众聚集上访的4个小时中，无论是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负责人，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的负责人，均没有人出现在现场群众面前。

受访的多位现场目击者，不约而同地都说出同样一句话：“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当时的局面就不会失控，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会发生。”

这天是星期六，当时县、州领导干啥去了？本刊记者了解到，28日22时20分，黔南州委负责人到达瓮安。由于现场人太多，汽车开不进去，只能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一直等候正从贵阳赶来的贵州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

而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当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通知县直部门负责人和乡镇干部职工800人赶往现场维持秩序，调集消防车辆前往灭火，指派副县长郑毅前去现场指挥，后又通知各干部职工挤进现场，最后自己转移到县武装部大院内坐镇指挥。

值得深思的是，“6·28”事件当天有包括学生在内的数百人要游行时，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事先都没有掌握任何信息。当地公安局曾找了一位“线人”，要他随时报告李家的动向，但对方没有报告。王勤在事后总结教训时说，由于“线人”失去了作用，思想准备不足，没有应急预案，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

但这种说法不被当地干部群众认同。

县政协委员、县人民医院护师王德清说：“如果说‘线人’不起作用，为什么其他群众也不向县委报告？如果群众都不跟你政府讲真话了，人民政府就危险了。”

“信息不灵，反应迟钝的背后，是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徐银芳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