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电讯报》:他们见证了中国的大跨越 作者　［英］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编译　小河

２５年前，英国人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为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刚创刊不久的《中国日报》工作。２５年后，他作为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重返北京，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变迁。　　——编者

享有前所未有自由的艺术家

“我们可以做情色艺术，但绝不是性。”雕塑家张建华说，“来看看我的工作室。”他住在位于北京北郊的艺术村奶东村。

我们穿过一个院子，进入他的工场，仿佛闯入了市郊的一个声色场所。一个裸体“妇女”躺在地上，另一名裸体“男子”骑跨在她身上。“没有性，是吧？”他狡黠地一笑。显而易见，随着共产党抛弃数十年拘谨刻板的艺术观，中国艺术家们正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３８岁的张是农民的儿子，来自河南省，他属于越来越多触及１０年前仍是禁忌主题的成功艺术家。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我住在中国时，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创作宣传作品。对于雕塑家来说，这意味着塑造英雄的农民和士兵，他们挥舞着拳头，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

“若在从前，我也许会被送入监狱。”张说。他毕业于著名的中央美术学院。他的作品刻画了农民、矿工和在城市沦为“洗头妹”的农村人的挣扎。他说：“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问题，作为艺术家，我们要反映这些。”

表达“共产主义时尚”的设计师

新的自由也通过另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呈现。冯玲（音译）是一名精力充沛的时装设计师，她使用昔日的共产党颜色和款式，来设计“共产主义时尚”。

冯设计的服装带有鲜明的绿色、蓝色和红色。她坦承自己的设计风格，受到了孩提时代的直接影响。冯出生于１９６５年，她的童年基本上在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一直到青少年时代，她都记得那种几乎人人都穿的单调的蓝色咔叽布装和军绿色制服。当时，共产党官员视时装和色彩鲜丽的服装为腐朽的、个人主义的西方生活方式。

如今，冯的设计带有红星和毛泽东画像的主题。“许多中国设计师只是照搬西方的理念。”她说。“我想设计出具有鲜明中国和当代风格的服装，自然而然想到了文革的颜色和风格，并赋予它们现代的花样。”

擅长公关和营销的企业家

３４岁的毕红（音译）驾着她的限量版奔驰车，驶入北京一家高尔夫球场的停车场。她身上穿的挂的是法国路易·威登和美国拉尔夫·劳伦。她手上戴的是萧邦手表。每次出去打高尔夫球，她都这身打扮。

毕属于中国新一代成功的年轻企业家，他们雄心勃勃、充满活力、怀抱爱国热情，对昂贵的时装情有独钟。她在４年前创立了一家公关和市场营销公司，如今事业正蒸蒸日上。她说自己一路干下来很辛苦，没有任何与共产党官员有关系的家人或朋友的帮助。

在中国，与握有权力的官员的关系被认为能确保迅速致富。但毕认为，今天的中国只有具备才能和努力工作，才能成功。“与政府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你必须按规则行事，与他们搞好合作。但在北京，机会要更多。”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像毕这样的企业家根本不存在，因为国家控制了所有企业，那时没必要做营销和公关。今天，所有人面临的是激烈的竞争。

权利比在家乡要多的农民工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听中国朋友说，他们家被国家的工作分配政策拆得天各一方。比如，丈夫被分配到北京工作，而妻子可能是到数百英里之外的上海或武汉，甚至更远的四川、云南或新疆。而孩子们可能又在其他地方由亲戚照顾着。中国人对此很少抱怨，但偶尔有人会告诉我，分离会造成一些不幸的事情。

今天，数以百万的家庭仍出于经济原因而分离。不同之处在于，养家活口的中国人选择离开他们的亲人，因为他们要到发达的城市里找更好的工作。据估计，中国有１．５亿农民工，单北京至少就有２００万。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工作和居住条件很差。４９岁的刘于军（音译）来自河北省，是农民工的一个典型。他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干活，而妻子和两个儿子远在１６０英里（约２５６公里）之外的家乡。他一年回家一次，每周工作７天，一个月收入大约１１０英镑（约１４３０元人民币），他待在北京已经３年了。“我想为儿子赚钱结婚。”他说，“生活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在北京我们的权利比在家乡要多。”

维护国家形象的交通协管员

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的一个公交车站点，６３岁的老张举起一面红旗，使劲地挥舞着。他转向等车的人们，冲他们喊：“别推！别忘了买票！坐两边！”

老张是被政府动员起来，以确保奥运会能提升国家形象的人民大军的一员。大多数人相信，成功举办奥运会将标志着中国来到国际舞台。正如２２岁的大学生周晓璀（音译）所言：“中国现在很火很火！世界很快就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