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下旬，刘巍再次化名刘刚，来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皮肤性病科做检查。这家医院是西北地区一所著名医院，他想，也许这里的检查会更准确。

　　经化验后，结果依然是阴性。为了缓解刘巍的心理压力，医生耐心地向他解释，这种情况属于“艾滋病疑病症”，病人在没有就医或有确凿证据之前，就确信自己已经患了艾滋病，而且由于这种先占观念对躯体的功能的不良暗示作用，使躯体出现种种症状和不适，使病人对自己患了艾滋病更加深信不疑，从而反复到各医院求治。　　

　　不管医生怎么说他身体健康、甚至连普通的性病都没有，但刘巍总觉得医生是在骗他。他已经陷入到一种绝望的心态中：一方面，他极度渴望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去，像以前一样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他又对身体检查化验结果并不信任，由于他长期把这些憋在心里不与他人沟通，从而坚信自己已经患上了艾滋病。

　　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后，刘巍隐瞒妻子和同事，至少6次用化名反复到西京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其检查结果都是正常。

　　缺少了和别人的沟通交流，刘巍的心理变得更加偏执。他把自己所有的痛苦、绝望都化成了仇恨，转嫁在李袁平身上。

　　李袁平的妹妹李红(化名)告诉《法制周报》记者，2006年9月底，刘巍电话威胁李袁平说自己得了艾滋病，要李给20万元了事，否则就要杀了李，甚至他的两个双胞胎孩子的命也将不保。于是，两人矛盾激发。

　　李袁平当时并不相信，他认为刘巍马上要被提拔，何况两人是好朋友、老同学，不可能要杀自己。之前，李袁平与刘巍的唯一摩擦是，刘巍向其妻子称李借了他四五千元，而事实上，是刘巍将钱用于其他方面，为向妻子“交差”假称李借走了钱。

　　2006年10月6日，刘巍又一次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取化验单，医生告诉他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此时的刘巍大脑一片混沌，觉得这个化验结果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想到了死，唯有一死才能解脱。他又觉得，自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太便宜了李袁平。一瞬间，他拿定了一个主意，从医院门口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南二环西段某公司家属住宅区的李袁平家。

　　这天是中秋节，李袁平见昔日好友来访，仍然热情地招呼他就座，之后转身去厨房沏茶，全然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来临。

　　刘巍起身跟着李袁平进了厨房并关上门，顺手拿起菜刀站在李的背后，朝李袁平身上连砍三刀，李袁平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倒了下去。

　　杀人之后，刘巍的精神也几近崩溃，他一屁股瘫倒在地上。

　　当医护人员和公安民警即将赶到时，刘巍突然从6楼上跳下，身体被3楼的凉棚挡了一下后，摔倒在地。李袁平和刘巍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李袁平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刘巍在抢救后醒了过来。公安民警很快到达现场进行勘查，并提取了相关物证。

　　在看守所内，刘巍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决不犯下这个致命的错误，决不折磨自己，杀害别人……可一切都晚了。

　　三次编造求生理由

　　2007年4月10日，西安市中院一审以刘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刘巍在被庭审期间，三次编造虚假理由，以求得法院的宽大处理，但均未被采纳。

　　起初，刘巍及其辩护人认为刘巍属于“激情犯罪”，但法院没有采纳。法院认为，刘巍与被害人共同嫖娼，均属违法行为。

　　在陕西省高院二审期间，刘巍家属收集了多份刘巍有精神病的证明，有其父因为躁狂症两次住院的医院诊断证明，还有牛某、马某等几位“神婆”的证明。

　　刘巍说，起初他为了早日能被判处死刑，在警方提审期间没有如实供述，所以没有将真实的想法告诉警方，他的真实想法不是要去杀害李袁平，而是去和李绝交，属于激情犯罪。刘巍说自己有精神病，当时的举动都是处于病态的情况下所作所为。

　　公诉人员认为，这些证据都是刘巍家属自行调取，一些证据来源不合法，不客观，不予认可。

　　这样，在二审期间，刘巍提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法院没有准许。法院认为，刘巍在犯罪前有明确可信的犯罪动机，在犯罪中有能够选择和控制危害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方式和程度，所以刘巍有完全的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

　　二审开庭即将结束时，刘巍突然要给法官递交“重大线索”。刘巍称，他知道一起盗窃金额达百万元的犯罪团伙。同时，刘巍还向法院多次举报他人犯罪，有立功表现，希望能争取到法院的宽大处理。经过侦查部门调查，刘巍所提供的线索没有一个属实，无任何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近日，陕西省高院二审维持西安市中院刑事部分的判决，以刘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撤销一审法院该案民事部分的判决，判处刘巍赔偿被害人亲属各种费用7万余元。

　　将道德标准纳入干部考核范围

　　此案被害人的代理律师陕西诺尔律师事务所王其伯近日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二审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王其伯说，我国法律规定，嫖娼者最高可判两年监禁，少数干部之所以会知法犯法，主要是因为自身素质不高。干部考察中应注重道德素质和法律意识，将干部的人品、道德纳入选拔考核范围，避免一些官员“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从干部选拔机制上遏制官场不正之风，对存在嫖娼等违法犯罪和道德作风问题的官员依法严惩，形成威慑力，使之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提高自律性与纪律约束。

　　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07年1月29日，武汉市反腐倡廉工作会议提出，要着重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要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防止生活作风不检点；凡领导干部嫖娼、养情妇、“包二奶”的，一律撤职，开除党籍。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反腐败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储槐植教授认为，对公务员提出道德考核要求，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必要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公务员和党员干部在社会上应为公众起到道德表率作用，因此，不仅要求他们遵守法律，还必须用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