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核申请引起县委和人大主席团高度重视。
祁东县人大联工委主任肖高荣向记者介绍说,祁东县委对复核申请的处理是严肃、慎重的。在简单吃过晚饭后,7点30分,经主要领导拍板,大会主席团临时会议决定,由县纪委参与,复核选票。
新的计票团队由15名县纪委工作人员和6名新推荐的县人大代表组成,也分为六组。“还是技术性的问题,原来每个团临时推荐出来的代表大多没有做过这样的计票工作,也没有经过培训,因此,时间紧张之下出现了纰漏。”肖高荣说,一些代表在填票的时候就自己做了改动,对这样的票需要认真校对。更为意外的是,购买的三个计算器也罕见地出现了跳格的毛病,它们是用来给总计票人统计6个组的结果合成总结果的。这三个计算器至今仍保留在人大。
复核连夜做完。第二天召开的人大主席团会议公布了新的结果。根据这一结果,不少候选人票数发生变化,但都不影响当选或不当选,巧合的是,恰好是提出异议的周江森和雷耀明在增加票数后入围。其中,周江森刚好排在最后一名,由当选变为落选的两个人中,包括一名镇党委书记。
祁东县委认为,此次选举中,总监票人和总计票人没有对选票结果进行认真复核,工作失职,造成较坏影响,由县纪委发文对两人进行了党内警告处分。
升级
祁东并不是贿选的重灾区。
邻县的一位县委常委向记者透露说:选市代表花20来万是普遍的事情。候选人行贿方式有四种:第一,送钱(有影响的个人,直接发给个人;成批红包发给乡镇,让镇领导代发;让代表团专门的人代发)。第二,以工作的名义,解决代表个人问题,换取支持。第三,请客吃饭,顺便送礼,比如烟酒。
贿选似乎也具有传染属性,随后就出现在市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
一些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也采取了和老A在选市代表时的模式。他们将信封、香烟或者购物卡、充值卡按照每个代表团的人数,集中给该代表团的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再由他们分发。
衡山县代表团市人大代表老C(化名)向记者透露说:候选人送来的红包他总共收到3万余元。每个红包的数额多数在1000元至2600元。
老C“3万多”的数字得到了衡阳市区一个市人大代表的印证,他的“收获”是3万多。但是,也有一些人称之为“保守数字”。
“衡山是个小团,只有27名市代表,人数不多,不是重点公关对象。一些大代表团,比如72人的耒阳市代表团、65人的衡阳县代表团等,票数多,一些送钱的候选人可能仅仅给这些大代表团送了钱后胸有成竹,就没有给一些人数少的团送。这样,这些大代表团的市代表们收获更多。”老C说。
但是,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向记者提到了一个女农民代表。
这是担任多年村支书的老资格代表,由组织推荐参选省人大代表。在市人大代表选举前,她挨个团去自我介绍。丈夫重病在身,儿子外出打工,她自己则多年坚持在为当地农民鼓与呼,“我没有什么钱送,我确实也是想为老百姓做一些事。”她的话异常朴实,几乎感动了每一个团,最后当选。
一些代表将拒绝收她的红包作为最后的底线:“她不送钱我也一定要投她的票。”
“弃车保帅”
对于衡阳县市人大选举,有关人士一致的分析是这是一次职务代表当选比例较高的会议,组织意图基本得到贯彻,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以及各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比较顺利地当选。
这样的结果来之不易。
因为,整个会议前后,县市党委的领导们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担心出现政治意外。类似的事件在衡阳已有先例。
2007年1月24日,在衡阳市第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衡阳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被人大代表们否决。这是自2001年沈阳中院报告被否决之后6年来,国内又一个人大否决法院报告的罕见案例,震撼了衡阳乃至湖南政坛。
否决当时,首先提出意见的该市人大代表刘跃中的一席话曾引起其他代表热烈回应:“我一个人大代表到法院去都要左查右查。这样的法院还是人民法院吗?如果这样的法院的工作报告在大会上都通过了,那我们还是什么人大代表?”
至今,这句话的热度仍然未在衡阳彻底消失。
上一届换届选举时,还发生了另一个至今影响深远的选举事件——熊新中事件。
2002年12月6日是衡东县人大换届选举日。衡东县人大主席团提前开会,否决了22名人大代表对熊新中的县法院院长候选人提名。但随后的选举中,出席会议的238位县人大代表有153位在另选栏填写了熊新中的名字,熊当选为衡东县法院院长。
随即,衡阳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人大、市中院组成联合调查组,两个月后,调查组在给衡阳市委的汇报材料中称,熊新中在此次换届选举中“错误行为和情节比较严重”:
第一,在县人大代表尚未产生前,散布其要竞选法院院长的信息,并将部分乡镇领导和县人大代表请到宾馆洗脚。第二,在代表中散发印有曾就读法律专业的虚假名片,并在向大会提供的“个人简历”中编造“第二学历大专一年”的履历。第三,仅11月下旬,熊新中就先后在该县霞流、新塘等8个乡镇请其领导和县人大代表吃饭,每人发一包“芙蓉王”烟……
2003年2月11日,衡阳市纪委给予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建议衡东县人大常委会撤换其职务。2003年2月28日上午,衡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批准撤换衡东县法院院长熊新中。
发生在衡阳的这两次选举事件引人瞩目,如何保障这次换届选举这个“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类似事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衡阳市市委书记徐明华担任全市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带头联系耒阳市的换届选举工作,所有市委常委,及其他相关市级领导,分别联系1个县(市)区。同时,衡阳市委规定:县(市)区委书记是换届选举的第一责任人。一些县的县委书记甚至在换届日凌晨还亲自守在代表驻地宾馆,防止代表们“串联”。
相比之下,选举市人大代表的过程监督松弛了下来。一位代表介绍说,这是一种“弃车保帅”,选举之前的谈话时候,一个县领导就说:“如果正副县长和‘两长’通不过,你们人大代表想搞点市场经济就不行了。”这里的“搞市场经济”,被一些代表理解为收取红包。
“老板代表”
“一些代表选上县代表的时候就花了钱,因此给市代表候选人投票的时候也要收钱,然后,一些市代表在选省代表的时候也要收钱,而且信封里的数额也一级比一级多。”衡山县的老C说,一些代表已经开始在讨论当代表也是一种投资,因为三级选举间隔都是一个多月,很快就可以看到第一步收益。
祁东县的老A就是一个投资者,他参选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意:“企业要做大做强,如果我当了人大代表,可以融资,在纳税之类的事情上也有很多好处,工商、公安就不敢随便找我们了。”
在坊间,当选市代表“贷款可以不要担保、纳税可以减免、犯罪可以保护”的信息流传甚广。“这个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肯定是很可靠的。”老A说。
祁东县人大联工委主任肖高荣说这三个“可以”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了“保护伞”,人大代表也被理解为“敲门砖”。对于一些企业老板来说,代表的身份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争取项目。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市、省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中,最大的两块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职务代表、企业老板代表。比如,衡南县组织提名的7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中,除了县委书记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及一名村党委书记之外,其他4人都是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这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惕。1月16日,衡阳市召集省人大代表们在南岳开会,做相应的培训,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准备即将召开的省“两会”。
肖高荣坦陈:他们已经预想到一些“老板代表”们将带来的隐患:人大开会不积极。祁东县正在酝酿相应规定:连续两次无理由缺席的代表,罢免之。
细节总是耐人寻味:在2007年衡阳中院报告被否决的现场,实际到会的市人大代表只有312人,199人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