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湖南岳阳报道

招生贩子“绑架”岳阳职校

现在教育局门口炸油条的，都知道招个学生能挣1000块钱

湖南省岳阳市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刘清莲平时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教室里的监控器，观看学生的动静。

遥控转动摄像头，锁定一个学生，把画面放大， 60多岁的刘清莲很得意自己的装备。一路看过去，也就等于把学生点了一次到，谁不在了一目了然，马上会追查学生的去处。

身为校长的刘清莲吃住都在学校，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学生，像守护宝贝一样守护着他们。她明白，这些学生都很宝贵，再也不能让“招生贩子”把他们倒卖走了。

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面前，刘清莲能数出岳阳近年来，因生源困境而倒闭的每一所职校：“岳阳科技学校，鼎盛时有1000多人，几个月后就倒了，1000多学生被‘招生贩子’集体转卖到长沙的职校。洞庭科技学院以前也有1000多名学生，现在只有百十号人。”

每年寒暑假，就是这些“招生贩子”工作的黄金时期。他们骑着摩托车，在乡间的道路上奔走，寻找毕业生家庭，挨家挨户游说。

频繁转学的孩子

张美曾经是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

2006年6月，张美参加中考，成绩不太理想。在父亲的一位朋友的介绍下，张美认识了洞庭科技学院的“钟老师”。 “钟老师”动员张美去洞庭科技学院读书，并告诉她，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就业前景光明。

在“钟老师”的描述下，张家人动了心，张美随着“钟老师”入读该校。

2007年1月，入学不久的张美接到“钟老师”的电话，这次，钟给她推荐了一个“更好的学校”。“他跟我说，洞庭科技学校其实有很多问题，管理不好，就业也差，所以他要去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当副校长，希望我跟着他一起过去。”

钟还给了张美很多许诺，如安排当班干部，毕业后推荐工作。2007年6月，张美跟着“钟老师”到了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重读一年级。

“他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又是老乡，所以我们家人认为他是个好人、热心人。”张美说。

刘清莲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证实，那次“钟总”共带来包括张美在内的三个学生，学校一共支付给他介绍费2400元。

不过，“钟老师”在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并不愉快，五个月后，他离开了该校，并再次动员张美等三人离开，并开出 “就读三个月后发大专文凭，推荐去深圳工作”的优厚承诺。

“他给我说，他想到岳阳市国际经贸学校工作，要我一起去。并说国际经贸学校有多好，我没有听他的。”张美说。

2007年6月，张美再次接到“钟老师”的电话，希望她转校。他给张美提出的条件更加优厚：在某学院学三个月美术，每个月学费1200元，保证张美拿到大专文凭。

隐约感到蹊跷的张美没有答应他，而她的两个同学，一人选择辍学打工，另一个跟着“钟老师”转投他校。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是一个招生贩子。”张美说，她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被第三次“贩卖”。

招生困局

除了每天通过监控器查看，刘清莲还规定老师每个月都必须和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每个学期必须做一次家访，“一到寒暑假，我们的老师就开着面包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尽管如此，她的学校每年还是会流失几十名学生。

与学生的不断流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招生的困难。刘清莲给每个老师下了“每人每期要招五名学生”的任务，但刘自己也感叹这有点困难，“生源都被贩子控制了，我们很难招到学生。”

所谓的招生中介，也多是当地农民，但在乡间游说时，大多以“教授”、“讲师”、“副校长”的身份出现。“这些所谓的‘副校长’其实都是挂名发工资，整天流连于茶肆酒楼。”刘清莲说。

名为钟献成的“钟老师”曾经是岳阳洞庭科技职业学校的“副校长”，2007年1月，他“跳槽”到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的时候，又给刘清莲开了一个条件：“我要到你们学校当副校长，每月要拿2000的工资。”他应尽的“义务”，也是冠冕堂皇的：帮学校搞好生源，把学校做大。

钟献成与刘清莲谈判最终结果是：上半个学期，钟献成的“基本工资”是每月1000元，介绍一个学生提成800元。结果钟献成只介绍了三个学生，加上五个月的“基本工资”，他总共拿到了7400元。

随后，钟献成便离开了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还预支了工资。

钟献成的下一站是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

传销式运作

“岳阳各地的招生贩子已经形成网络。”岳阳市宜登文法学校校长宋君健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

宋君健说，招生贩子有级别之分，上层贩子多为招生专业户，往往不直接拉生源，而是和各职校谈价码，行情是每招一个学生提成1000元至1800元不等；中层贩子的身份各异，有教师、公务员以及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在招生旺季时活动于各县、乡，他们与上层贩子间也会达成一个价码，一般在500元至1200元间；底层贩子身份的不确定性更强，可能是某位学生的家长，见招生有利可图，就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介绍给中层贩子，往往300元至500元就被打发了事。

据介绍，一个学生来校就读前，可能被“贩卖”了多次，自己却蒙在鼓里。这种熟人介绍熟人的方式，因为类似商业传销，被当地人称为“传销式招生”。

华容县成教中心副校长田春涛，介绍了“传销式招生”的一个实例：某组织派员前往各乡镇招生，先在镇里召集一些村干部开动员大会，村干部回村后，便动员村里一些有声望的人为其招生，效果特别好。因为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些人的话可信度很高。

刘清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岳阳市类似的招生组织有七八个，每个组织有一二百人，组织严谨，互有地盘，外人很难插入，基本上控制了当地的生源，“学校通过正规途径很难招到学生，招生组织却能轻易组织到几十上百名学生。”

“有次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电话，说有学生来看学校，电话刚撂下，呼啦啦就来了三四辆车，几百号学生，领头的贩子要车马费，我们没给，学生下车停了三分钟，还没看清楚学校模样，就被拉走了。”那次事件，刘清莲至今记忆犹新。

对生源的控制，成为招生组织要挟学校的筹码，除了不断抬高招生提成外，上层贩子还提出了分享学校行政权力的要求，以帮忙搞好生源为名，要求当副校长、招生主任等。

相比之下，刘清莲的学校已属幸运。据介绍，洞庭科技学校自从2006年学生集体“跳槽”后，元气大伤。该校校长罗代斌认为，那次事件是“招生贩子”惯用的手法，“学生是他们招来的，又常受其小恩小惠、嘘寒问暖，加上不懂事，很是信任他们，他们就常以带走学生来要挟学校。”

但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转校也能给“招生贩子”带来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