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架构

“假如把职校的传销体系比喻为一个金字塔，岳阳的‘招生贩子’黎明就是金字塔的顶端。他发展一手贩子，一手贩子招一个学生，黎明给1200元。一手贩子再往下发展，给二手贩子1000元，二手贩子再给下线800元，然后依次递减。”通达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曹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黎明的职务是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招生主管。

6月14日，本记者带了两名学生找到黎明，询问招生提成的事。黎明承诺，每入学一位学生，可以得到1000元介绍费。并称只要学生入学交费后，这笔费用将当面兑现。

据称，学生在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第一学期的学费是1980元，其中的1000元归招生贩子，另外980元归学校。第二学期的学费是1700元。

当本刊记者表示疑惑时，黎明称：“我是一个负责任的‘校长’，我会对你们负责的。”

据了解，处在这个金字塔最底端的，一般是学生的家长。如果学生觉得所在学校不错，招生贩子就会找到学生家长，帮忙搞定村里的其他学生。同时，家长也会获利的。“家长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二手贩子给他300元就会很高兴。”岳阳一家职业学校校长说。

“好多‘招生贩子’都在学校占有股份。”岳阳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校校长告诉本刊记者。据称，新青年职业技术学校40%的股份被“招生贩子”占有，同时他们也占据着副校长、招生主任等职位。这种方式也洗去了“招生贩子”的称谓，冠冕堂皇地成为了“教育工作者”。

最令学校头痛的是，“招生贩子”往往会把学生转手几次，牟取更多的利益。而学校当初与“招生贩子”定的协议在此时也是形同虚设，“签协议有什么用，你到哪里去找他啊？”刘清莲无奈地说。

据介绍，有些“招生贩子”其实就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他们常常以一种恩人、善人的姿态出现在村民面前，所以深得学生及家长的信任。

中山财经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文美华说，“招生贩子经常到学校里来，从生活上补助学生，来了就给学生钱，一次四五十块，还给他们买零食，就这样联络了感情。”

除了学生，这些招生贩子还会策反学校的老师，“他们会间接性地提一些条件。”曾经经历过“招生贩子”策反的文美华说。

一旦策反老师的阴谋得逞，那么对于学校而言将是巨大的损失。“像我们学校，本来就只有几十个教职员工，突然之间走了五六个，学校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窟窿。”文美华说。

而老师被策反后，也会带走一些学生。

刘清莲介绍，岳阳建设科技学校2006年招生达1000多人，“招生贩子”从中作梗，将1000多名学生转卖到长沙，最后学校的电脑，桌子全部拍卖了，学校宣布破产，“但是当初办学是借国家的钱，贷了几千万元。”

高成本下的低投入办学

“在岳阳有个‘招生贩子’一次弄了500个学生，每个学生抽300块，就是15万元，他还要从学校拿工资。”刘清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在岳阳，招生能赚钱，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次教委开会，一领导说：“现在教育局门口炸油条的，都知道招个学生能挣1000块钱。”

然而，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凭空高出的教育成本自然要由学生家庭来承担。

通达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曹辉介绍说：“在岳阳，职校每年投入的教育经费为十几亿，其中超过3000万元直接进了‘贩子’的口袋。”

岳阳是湘北的一座小城，职校在这里鳞次栉比。

岳阳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潘志扬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分析了职校众多的原因：“在岳阳市招生高峰期时，有13万初中毕业生。”

据了解，岳阳全市共有67所民办职校，已经严重超出市场需求。宋君健这样评价这个现象：“人人都说现在岳阳职校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其实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宋君健说，岳阳民办学校的在校学生只有15万名，竞争如此激烈，生源是摆在每个学校面前的重大难题，“有些学校把一些应该投资办学的资金用在招生费用上，这样一来，不仅老师们的素质和待遇没有提高，教学也处于低水平状态。”

而一些学校没有自己的校园房产，临时租用场地办学。“这些学校领导大多不是搞教育的，而是生意人，是‘皮包学校’。”宋君健说。

华容县成教中心副校长田春涛向本刊记者介绍，职校节省办学成本的常用办法，一是以顶岗实习、勤工俭学的名义，将学生集体输送到沿海工厂打工，学校从学生应得的报酬中扣取一部分；二是降低师资的标准，压缩学制，学生该学习两年的，只在学校呆了半年就送出去实习，实习期间，学生不占用学校任何资源，学费却照收。

田春涛讲了个具体的事例：有一所民办学校，在不到五亩地的校舍里，居然招了500多名学生，办了模具专业和计算机应用专业，却连机床和电脑都没有，更没有专业教师。一次进行计算机工程师认证考试，没有办法组考，只好去网吧。

而在就业上，许多学校推荐就业时只顾眼前利益，“把学生当作农民工。”

民办学校自酿苦果

刘清莲记的，在2003年以前，各学校都是靠自己的员工招生，那时中介费也便宜，一个学生三五百元。2003年后，“招生贩子”纷纷找上门，而中介费用也一路飙升，最高时达1800元。

“当时流行拼规模，谁的人多谁就是先进。”刘清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规模越大，人数越多，意味着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大规模往往被当成实力的象征，由此产生的广告效应能吸引更多的学生。

宋君健认为，民办职校刚刚兴起的时候，曾与招生贩子们有过一段“蜜月时光”。

“当时都知道办学是赚大钱的行当，于是一窝蜂而上，民办学校师资薄弱，名气也小，无法与公办职校抗衡，就与‘招生贩子’合作，几十上百人地往学校带。”宋说。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许多公办学校也感受到了压力，由不屑转为纷纷效仿。

几年后，“招生贩子”羽翼丰满，不断抬高招生价格，众学校开始被动。

受害者之一的洞庭科技学校，就曾提出过几家民办学校要联合起来，统一招生报酬，并对“招生贩子”予以打击的建议。

岳阳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黄凤娇，曾给市教育局写过一封信，请求行政干预。本刊记者采访期间，岳阳市近半数的民办职校，支持政府严厉打击买卖生源的招生中介，几乎所有民办职校都深受其害。

岳阳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潘志扬认为，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局面，是民办学校自酿的苦果，“曾经利用了‘招生贩子’，现在却没法控制他们了。”

因受“招生贩子”冲击，公办职校也同样感到了压力。岳阳市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孙光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现在，我们的招生指标都分配到人，我作为校领导，也分了24个。24，数字不大，可作为一个招生任务交给我，也有点像天文数字。我在教育界工作27年，还从没为招生的事操过心。如今这校长一当，倒像个生意人了，天天要到外面去求人，不然你那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你看如今这世道，读书的人靠教书的人去拖去抢进学校，这学校还办得体面吗？”

职业教育必将经历阵痛

在宋君健看来，正是各职校间的恶性竞争给“招生贩子”提供了生存壮大的土壤。

据称，因为招生竞争激烈，“应届初中毕业生花名册”成为香饽饽，有些职业学校为此不惜重金。更有甚者，社会上已出现了专门从事经营“学生花名册”的中间商，以谋取不正当利益。

另外，一些地方为保证本地职校生源，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行政手段，或给初中校长下达任务，或将升高中无望的学生直接分流到当地职校。

“这些职业学校中，好多都是‘皮包学校’，万一出点什么事，或者是经营不善，老板皮包一夹就走人了，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宋君健说。

田春涛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做房地产的人，在某县租赁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小工厂办学两年，当学生即将就业的时候，他把学校卖掉了，也不管几百名学生的就业。

正因为许多民办职校或多或少带有“皮包学校”的影子，所以“赚钱、赚快钱”成为他们的最高目标。

“前几年办学校很容易，一个培训班性质的机构，很容易注册成学校。这几年学校太多太乱了，新的难批下来，于是一个学校破产了，壳子会被转卖给他人，换个名字重新开张。”宋君健说，“全市的民办职校，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验收，可以说没有一个合格的。”

“国家的政策对于职业教育还是很好的，国家有助学金，一个农村孩子发放1500元。”中南工业学校招生处处长吴难雄说。

吴难雄说，有的学校经常会想法套取国家的助学金，“本来只招了100个人，上报时说招了150个人。”

事实上，岳阳的传销式招生模式在各地都很普遍。2007年，重庆市职校招生丑闻经媒体曝光后，2008年重庆市人大将买卖生源定性为“商业贿赂”，并开始整改。2008年5月，重庆四名买卖生源的中职学校校长受到免职处分，40所职业院校被取消招生资格。

而相比岳阳，重庆吸引学生的手段则更加丰富： “零学费”“退还双倍学费”等欺骗性宣传在招生过程中屡试不爽。

岳阳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潘志扬表示，当地的整治措施已经在逐步展开。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2008年岳阳市召开的招生工作会议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会议决定，一旦发现买卖学生行为，将以商业贿赂罪查处，情况严重的，将取消相关学校招生资格。”

“职业教育已经是市场化了，有其特殊性，职教的整改，必将经历一场阵痛。”潘志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