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公布了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在笔者看来，不是关于白领工资标准的研究有没有意义，而是研究者有没有把这样的研究导向“有意义”

　　●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关注外来务工者融入城市的艰难，关注“白领情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所有社会组成结构的“生存状态”、“发展状况”，为全民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以至公民权利问题、民主法制问题，开展真正有意义的研究

　　●所有这一切，其实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态度，是在做真的研究，还是仅仅在哗众取宠，故意抛出一些概念混淆、极易引起争议的“成果”，引来社会的关注，并满足于这样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公布了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包括各城市物价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城市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共分七个档次：香港与澳门分别以18500元与8900元位居一档；上海、深圳、温州、北京位居二档，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月薪要达到5350元，而深圳这一数据为5280元；成都、哈尔滨等城市列第六档，工资标准为1900元与1700元；最低的第七档为拉萨，白领标准为700元。研究者特别注明，外地务工者在前列基础上增加1800元。

　　这一“研究结果”的公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争议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究竟什么是白领？能用工资标准划分白领吗？二是这样的标准究竟是高还是低？三是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究竟什么是白领？查阅字典，得到的解释是，“某些国家或地区指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等。”这一解释中的“某些国家或地区”，其实多指西方国家和地区。我国虽然也有白领的称谓，但却没有明确的定义，基本上沿用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这一概念，通常，在写字楼上班，坐办公室，都会被称为白领，如果职位低、工资不高，最多在白领前加一个“小”字。可见，白领在我国的多数场合，是一个与工作性质相关的概念，与收入标准挂钩不紧密。也正由于如此，白领工资标准引来了第一个争议：在办公室做管理工作，收入没达到白领工资标准，难道就不是白领？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目前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无法成为白领。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工、油漆匠，加班加点，好不容易使收入达到白领工资标准，就成为白领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在成都的建筑工地上，可能也有不少白领。

　　关于白领工资标准的第二个争议，是标准的制订。具体体现在四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已经达到白领收入标准的人，抱怨自己并没有白领生活的感觉，因为这样的收入，相对于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生活不但过得紧巴巴，而且缺乏保障感、安全感，“说自己是白领，自己都不相信”；第二个层次是，本来认为自己是从事白领性质工作的人，却发现自己的收入远低于白领标准，根本就不是一个白领，由此心生失落，“原来自己并不是白领”；第三个层次是，对于外来务工者，只有获得比标准工资高1800元的工资，才能“成为”当地白领，这明显给外地务工者融入城市制造“标准障碍”，“想成为白领，不那么容易”；第四个层次是，一些“灰领”、“蓝领”的工作艰辛，可能因这样的工资标准所掩盖，假设这样的研究被认同，那么，他们的耳边可能会传来这样的声音，“你看，你们的收入都已够白领了！”

　　由于有以上的标准不清晰、劳动者的身份困惑与生存压力问题，不少人由此质疑这样的研究，如此的“标准制订”，根本没有意义。有人认为，对于“白领”概念，没有必要过分强调，是什么“领”不重要，关键在于生活过得从容自在。因工作性质把自己定位为白领，只能增加“白领情结”；而因收入高低把自己纳入“白领”范畴，则会增加“金钱焦虑”。有“白领情结”的人，往往会漠视非白领工作，自视高人一等，不愿出办公室，不愿到第一线去工作；而处在“金钱焦虑”中的人，会很难满足自己的生活现状，会把收入待遇、经济地位视为一切。用工资标准来划分白领，无疑既强调了“白领情结”，又加重了“金钱焦虑”。当然，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是不会承认没有意义的，眼下社会舆论的纷纷讨论，在他们看来，或许就可能很有意义。

　　在笔者看来，不是关于白领工资标准的研究有没有意义，而是研究者有没有把这样的研究导向“有意义”——必须承认，“白领”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这个群体，究竟是什么，是“自我感觉”？是“工资待遇”？是“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大家并不清晰。

　　我想，如果他们的研究，能关注传统意义的白领“生存状况”——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按传统的定义，目前很多城市中有60%的从业者，包括教师、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都属于白领——以及社会观念对白领认识的变化，而不是给出一个简单的工资标准，则有可能更大程度引起大家对大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传统白领”当前生存压力、职业发展的关注，从而有可能促进一系列民生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如何培育更大群体的中等收入者。比如，在国外，就有对白领的新定义是，从事脑力劳动，且年薪达到8万美金，这样的定义，实则是对从事脑力劳动者过上有保障的较为舒适的生活的描绘。

　　如果他们的研究，能关注外来务工者融入城市的艰难，关注“白领情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是设定“1800元”的工资距离，有可能对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城市文化建设提出有效的建议……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这样的立场，他们不但会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等收入者、投向白领，还会把目光投向农村、农民、社会边缘群体，关心所有社会组成结构的“生存状态”、“发展状况”，为全民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以至公民权利问题、民主法制问题，开展真正有意义的研究。

　　所有这一切，其实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态度，是在做真的研究，还是仅仅在哗众取宠，故意抛出一些概念混淆、极易引起争议的“成果”，引来社会的关注，并满足于这样的关注。(熊丙奇 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