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报道遭遇报道对象质疑，并非什么新闻，然而一如“西丰事件”那样极具戏剧性者，却着实少见。

　　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涉及当地县委书记。3天后，西丰县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朱文娜。

　　和刚刚“拨乱反正”的“绥德事件”一样，“西丰事件”一经曝光，舆论汹涌，批评潮起。舆论的聚光灯下，“西丰事件”将如何发展？是司法介入下的判决，还是行政干预下的化解？

　　相当多舆论监督效力是通过行政干预实现的。这当然大快人心，但是司法领域的缺席或反应迟缓，以及当事人缺乏通过司法解决的意识，也让我们略有缺憾。

　　“黑砖窑事件”获得突破性进展，系舆论监督先行，而真正使事件得以最快速度进入司法程序的，却是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严令。新近“绥德事件”的拨乱反正，也取决于上级行政领导对舆论监督的积极态度。

　　舆论监督先行，是我们这个孜孜以求健全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的社会的一个特征。而这，很大程度上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源自网民的参与热情。

　　然而，面对舆论监督，西丰县快速的“司法反应”却有以权代法的嫌疑。何况据报道，所谓涉嫌“诽谤”，被“诽谤”的对象，即县委书记本人声称并未起诉，不知罪名如何“坐实”？

　　这让我们思考，司法究竟应该如何介入舆论监督事件？

　　“西丰事件”不是没有“司法解决”的合理途径――从单纯的舆论审视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如果，县委书记真的认定记者诽谤，不是不可以起诉，记者也不是不可以应诉。法庭之上，当事双方摆事实，讲道理，公开审理，孰是孰非，法律说了算。

　　事实上，舆论监督之下，当事人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司法如何主动介入跟进，成为健全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否则，权力监督就不完善。

　　即如不久前的“绥德事件”，目前皆大欢喜的结局，也许并非舆论监督最好的结果――仅仅县公安局、教育局关于拘留决定和停职处分的撤销令，就能撤回对校长高勇的伤害吗？仅仅县长一句“对不起”，就能够消弭官员心中的特权意识吗？只要上级领导不较真，司法就不会介入，舆论监督也不过是一时风波，道个歉或者写个检查，也就过去了？

　　因此，期望“西丰事件”不再只是舆论压力之下行政协调的收场，而能有法律的公正判决。这不仅对涉案各方、对广大读者也是一个交代。

　　毕竟，当舆论监督登场之后，司法机构非但不应成为某些官员的私有权杖，也不应侧立一旁保持沉默，这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