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刚刚爆发的时候，媒体在该不该反思的问题上，一度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在救灾压倒一切的紧要时刻，不妨先把尖锐的反思搁置一边，先拯救哀哀欲绝的生命，反思后置。也有论者结合以往大的灾难事件的走向认为，只有进程中的反思才可能有人听，事情一过，只剩下掌声雷动的表彰了，谁还会反思？

前者让我想起了人们关于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争执，救亡最终压倒了启蒙，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启蒙”的情结。而后者，因为例证过于充分，每每能让所有的人无话可说，在以往的一些突发事件面前，我们确实没有进行过像样的反思，事件发生中不可能，时间结束后果然只有欢呼的声音了。反思“不合时宜”，那么反省呢？

我看到6月2日《南国早报》的一篇文章，该报记者说：“……在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赶往灾区时，我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见面’仅3天的黑水。”为什么？“我想为灾区帮忙，却需要更多的人为我而忙碌。”“我不得不为我耽误了灾区领导和受灾群众的时间、占用了县里的救灾资源而深感自责。只有离开，才能终止这种耽误。”

这是我自从地震发生以来看到的最真诚的记者反省，记者对因为采访而带来的骚扰歉疚不安，这种歉疚始于职业道德的考量，而终于职业伦理的反思，从而上升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内心拷问。为什么记者就天然的认为自己总是在帮忙，而只有别人才应该反思呢？那种凑热闹式、作秀式地一哄而上，难道不应该认真反省一下？

我欣赏这种拷问、这种反省。这是主动摆脱“意图伦理”上的一次可贵努力。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认识上的惯性，只要相信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无论程序和结果怎么滥施，这种意图支配的行为都能被容忍。

在“意图伦理”驱使下，粗暴往往战胜理性，功利每每成为旗帜，风气所及，习焉不察，而沉默的大多数也在这种风气驱使下，更加噤声。我们看到，受访者会在预先设置的“正确”议题诱导下，满嘴假话大话空话；采访者会一门心思按照自己的思路打断采访对象的话语；有些电视主持人甚至根本无视对方的存在，自己滔滔不绝……

学者王元化生前曾提出坚决反对“意图伦理”。他指出，我们必须破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四条——意图伦理、庸俗进化论、功利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走入正常的轨道，让更多的人真正来追求学问，追求真理，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只是，这样的任务过于艰巨，往往成为旷野里的呐喊，消逝在风中。

记者每天面对着滚滚而来的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良心自任，可以说，勇于反思社会弊端、能够反思社会弊端本身，就是这个职业的基本伦理所在。但是，我还认为，这样的反思一样可以且应该适用于自身、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就是说，啄木鸟不仅应该敲击客体，更应该勇敢地面对自身的痼疾反省，下嘴不嘴软。

周作人在说到文学的功用的时候说，“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边还有一对蜡烛，左派和右派……”我想，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媒体的两边，同样应该有一对蜡烛，左边是反思，右边是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