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将力争从2008年开始，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让职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7月10日 《南方日报》)

      人民幸福感的增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其支配的金钱有多少，尤其是在眼下 “什么都涨，唯独工资不见涨”的背景下。因此，广东实施 “工资倍增计划”当属解民生之困的好事。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迎头棒喝：要求工资必须跟随通货膨胀上涨这一说法，可能导致工资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西方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控制工资的增长(7月10日《东方早报》)。从此前国家统计局某高官“防止农民工涨工资推动通胀”言论遭遇网络板砖的情景，就不难想象出张教授此番言论将引发怎样的激辩。

      以笔者观点，就本轮物价上涨而言，工资增长的需求不是 “因”而是 “果”，是物价的大幅上涨，让工资购买力大幅贬值，使民生陷入困境；现在，却反过来倒打一耙，把 “控制工资增长”作为抑涨良药，让物价上涨的受害者来承担一切后果———哪怕只从基本公平的角度来说，人们也难免要质问一句 “凭什么”。更何况，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GDP的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提高GDP中居民收入所占
比重原本就是迫切需要。

      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只顾抱住经济学的死板教条而无视民生的真实悲情，当然会不得人心。当然，工资上涨可能带来的所谓 “恶性通胀成本和价格之间的螺旋上升”，我们同样必须高度关注。站在这个角度，着眼于当下的物价上涨背景，平均数意义上的 “工资倍增”恐怕意义并不大，反而有可能变异为“强者吃肉弱者喝粥”。事实上，对于 “工资倍增计划”的实施，谁人可以吃肉、谁人无奈喝粥、谁人只能旁观，公众的质疑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因此，物价上涨背景下的 “涨工资”，其核心不在于笼统的 “工资倍增”，而应该在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仅是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也有政府财政收入与民众工资收入的差距。总量意义上的“倍增”价值，显然不如分配意义上的 “减差”价值大。因此，政府应该努力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不应以 “控制工资增长”的教条来放纵自己的职责，诸如东莞政府向低保户、五保户等弱势群体发放红包的举措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