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变革者

　　对于直选乡长的改革风险，张锦明并非没有足够的预见。

　　1998年12月22日这一天，冬至。大雾笼罩，张锦明的汽车驶在浓雾里，一阵孤独感抓住了张锦明的心。这一天距离步云直选只有9天时间，她填了一首词《如梦令·冬至》：寒凝水天云愁，雾里隐约孤舟；时见帆影动，又听浪打沙鸥。激流，激流，可知那船沉浮？

　　“孤舟”、“沉浮”，张锦明的担忧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1999年1月19日，《法制日报》发表了《民主不能超越法律》一文，指出直选乡长违法。因为，乡镇长人选一向由上级党委圈定，然后由当地人民代表选举通过。张锦明推动的步云直选，改变了基层行政首长的产生方式，步云直选破坏了“规则”。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关于步云合法性的争议一方面说明了民主改革触动了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群体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运用“民主”话语。

　　“民主在思想家那里是价值，在政治家那里是理念，在掌权者那里是机制，在农民那里是程序”，张锦明承认，她遇到的阻力或争议是一种潜在的，但又是深层次的分歧。其实，早在1998年5月，四川省委组织部曾经在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进行过一次秘密的乡长直选试点工作，但是这一尝试在几年之后才解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有南城乡直选在先，上层对步云选举的暧昧态度才消解了张锦明仕途上的凶险。

　　到2001年乡镇换届的时候，步云乡选举程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先前的直选乡长变为直选乡长候选人，然后交由人大定夺。这样一来，规避了第一次直选的政治风险。观察家发现，张锦明的改革策略和重心开始变化，她从一个激越的“快半拍改革者”演变为一个温和的“体制内变革者”。

　　张锦明的“退守”与其说是对风险的规避，不如说是改革策略的调整。从一步到位到循序渐进，从突破体制到遵从体制。作为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张锦明改革转向党内民主层面。其实，真正风向标的变化是200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导向性规定，明确要求不再进行乡镇长直选，而鼓励探索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工作。

　　从宏观环境看，四川基层选举改革的转向，与人们对即将召开的十六大的预期有很大关系。2002年11月，十六大明确规定“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开阔的操作空间。

　　继而，在张锦明之后，四川政坛又涌现出几颗闪亮的政治明星，他们在党内民主改革中颇有建树，其中“风头最健者”就是李仲彬。

　　他注定不是一个温吞、“安分”的人，不论走到何处都不会甘于平庸。2001年元月，李仲彬转正新都县县长，2002年12月担任新都区(原新都县)区委书记，自此，他可以把法定权力发挥到极致。从开放三会到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再到民评官，选举———管理———监督，民主运行的各个环节新都政改无不涉及。李仲彬将自己在新都的工作称为一场民主启蒙。

　　2005年9月，李仲彬调任四川最贫困的巴中市，次年担任巴中市委书记。对于李仲彬的擢升，一位四川本地观察家认为没有悬念，因为他在新都非常出彩，但是，让李去巴中出乎意料，或许，让李仲彬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去搅动困顿的巴中，正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事实说明，李仲彬的巴中政改同样出彩。

　　出彩是否一定能够赢得喝彩？

　　杨雪冬说，“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经过10年发展，今天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令人血脉贲张，原因在于人们对待政治更为理性和现实”。在他看来，十六大的召开直接导致四川的基层民主从政府层面转向了党委层面，此后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党内民主改革只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和落实，已经不具备纯粹“创新”意义。

　　由此可见，“张锦明们”只是变革者而不是创新者。

　　盆地与盆周，不一样的“故事”

　　成都、雅安和巴中，代表四川三种典型地区，即盆地(平原)、盆周(丘陵)和大山。如果仔细观察四川近十年出现的政治明星抑或改革官员，就会发现一种符合政治地理现象的规律存在，即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四川省委党校党建部主任彭穗宁接受《决策》采访时分析说，四川选举改革最多的地区并不是经济基础较好的盆地地区，而是盆地周边丘陵地区，以及更外边的大山地区。也就是说，四川基层民主改革发展存在着区域不平衡的现象，那么，有没有数据支持这种观点？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研究所的赖海榕博士，曾于四川乡镇选举改革高潮期对此进行过调研，掌握了许多有说服力的数据。2002年4月止，四川全省40%的乡镇实施了竞争性选举，他指出，“这是平均数，有些地方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多于这个百分数，有些地方少于这个百分数。雅安市、巴中市等地达到100%，由此可以肯定，有些地方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占该地乡镇总数的比例，会远远低于40%这个平均数”。赖海榕在与四川省一级相关人员的访谈中获知，成都实施竞争性选举的乡镇数和比例较低。省一级的干部推测，成都的区县很可能只有一两个乡镇实施竞争性选举。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遂宁的张锦明、荥经的胡昌升、巴中的李仲彬以及平昌的刘谦祥，他们出现在盆周、大山地区，而不是出现在成都周边的平原地区。

　　那么，为什么盆周和大山地区会成为四川选举改革的温床？彭穗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认为，盆周和大山地区更容易沉淀一些传统的文化，特别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文化中缺乏主体意识，对寻找“带头人”有天生的要求，从耗散的角度讲，由于地理隔绝因素，这种传统意识积淀深厚。这些地区的农民来说，对选举改革期待更多。

　　彭穗宁的分析只能说明盆地大山地区农民，更需要选举改革给他们带来好的“带头人”，那么，这些地区官员推进选举改革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赖海榕在遂宁、雅安、南充、巴中四市多个乡镇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是，“推动乡镇竞争性选举的目的是摆脱困境、减轻负担或提高效能，一旦这些方面的压力减轻或消失，继续推进乡镇竞争性选举的动力就会减弱或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都周边地区，作为省域政治经济中心，其经济发展基础和基层治理能力方面的条件更为优越，基层存在的问题也不像盆周、大山地区那样纠结复杂，这一地区的官员在基层民主改革方面动力不足是必然的逻辑。尽管“盆地与盆周，不一样的故事”这样的表述，不足以解释成都辖内为何出现了新都政改，但是2003年之后，在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场上，冷刚、白刚、曾万明等改革官员的集体登场，促使人们对成都改革甚至是四川改革的注意力出现了转移。

　　正如杨雪冬所言，随着城乡统筹改革推动者的出现，张锦明们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对于大众来说，后者的行为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对于上级部门来说，后者的行为也不具有任何政治风险。这些推动民主的官员肯定会有失意，但是，从整个政治文明发展的长时段来看，他们无疑占有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