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项调查中，两种极端的状态描述分别拥有旗鼓相当的拥趸

　　我们惊异的发现，在这一项调查中，两种极端的状态描述分别拥有旗鼓相当的拥趸。

　　我们摘录了e小姐和江小姐手绘的曲线，年龄稍轻的e小姐深陷于焦虑的情绪中，生活的不确定性让她在任何决定之前都要三思，“万一我结婚了呢”几乎成为她每一次财务决定的假设和悬而不决的诱因，而在消费上，她理所当然的觉得自己应该花更多的钱在置装、旅游和社会活动中，在婚姻这项投资没有成效之间她很难尝试其他类型的投资，这直接导致了收入不低的e小姐始终处于财务危机的恶性循环中。相比之下，江小姐显得更成熟老道，她对婚姻并没有抱太大希冀——反而，她比同龄的已婚朋友更清醒地认识到了理财的重要性——或者按她的说法，“我的安全感需要自己提供”。虽然她还有一些投资上的疑惑，但对于她要什么样的生活、财务目标，至少在表面上江小姐看起来已经了然于心。

　　“我们为什么被剩下”的双重解读

　　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创造出“单身女子经济”这个词，指那些独自生活在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读过高等教育，专业方面表现出色，她们的消费状况正日益凸显出自己的特征和模式。单身女性越来越多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环境因此发生的变化——“为她服务”现在是西方服务行业流行的经营策略。

　　更多的统计数据表明，“单身女子”阶层呈现纺锤体形态，他们中的大部分集中在25~35岁之间，由于年纪和受教育程度，这些女人经济独立、敢于投资，消费压力小而且更关注自身，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不因为经济压力而结婚。除了金钱和爱情，还有什么动力能促人们走向婚姻呢？

　　“剩女”的社会学解读

　　“剩女”势力大增，可能跟社会转型、价值取向改变、人口结构和女性地位提高等多重因素有关。

　　•女性经济地位提高

　　《钱经》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剩女”的收入要高于其所在城市人均收入30%，这当然不能成为一种依据，说剩女就是女性中比较高收入的那部分——既然都被称作“剩女”了，就必然有一定职业经验和经济基础——但这起码能说明，剩女们在经济上不是弱势群体，可以独立生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男性占据优势的身体条件也不再是维持经济相对优势的保障，相反，生产力过剩和全球服务业的崛起为女性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剩女的剩性强烈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越来越少的依赖于婚姻和家庭，而开始把婚姻和家庭视为一种责任，如果这样的生活不能带给生活实质性帮助，她们更倾向于自己过。而女权主义的风靡也让社会舆论更支持这种选择，而不是像若干年前那样一味的指责女性的独立。

　　•啃父母不会有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之所以讨论剩女，是因为和以前对比而来的。如果在农业社会或者改革开放前，女儿不出嫁对家庭来说会是一种耻辱，或至少是加大了家庭生活压力。而且对于女性而言，也会因为缺乏谋生手段，无法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而受到同胞兄弟的嫌弃——这主要原因是剩女的存在关系到将来家庭财产分配原则的问题。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哥哥嫂嫂们介意的不是她留在家里吃住，而是回来分老太太家产的态度。此外，这位熟女还顺手抢了年轻的侄女的相亲对象。

　　而现代剩女，一种是与家人分居两个城市，“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不必受逼婚之苦，乐得逍遥，一种是独生子女，无兄弟姐妹之累，大可安心住在父母家。因为社会转型，中国的家庭结构改变了，以前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们消失了，孩子数量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由于父母对唯一女儿的关注程度会更高，找个好女婿当然也涉及到日后的养老问题，对女儿配偶的挑选苛刻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剩女被剩的几率。

　　而价值观的转变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使家族成员认为有女剩在家中虽然是问题，但不再涉及耻辱性问题，而且由于这一群体的扩大，家庭成员会自动把“剩”的期限调长，比如10年前25岁以上就被称为大龄女青年，现在这个数字至少向后推了3~5年，而且这一指标的推后与当地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

　　•独生子女的生存模式

　　中国第一代的独生子女今年应该正好30岁，阴差阳错赶上了这轮“单身潮”。从人口结构上来说，中国的男女比例在日渐加大，剩女多就意味着剩男更多，不过是剩女大多集中在城市而剩男通常在农村。

　　研究中国独生子女现象十年的美国莱斯大学学者裘斯洛•埃格，并未来过中国，却这样来形容新一代的年轻人：中国的独生子女是被放置在一个超常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城市和社会因为发展的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市场经济法则。

　　这种与传统文化以及上一代所受教育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让独生子女与他们的前一代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据《钱经》的调查，在“剩女”中由于高职位或工作忙而被剩女性只占被调查人数的5%，更主要的被剩原因是生活圈子小没有接触心仪异性的机会、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对婚姻生活有恐惧感，这三种情况占被调查人数的61%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