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记忆——时代篇

　　那时青春 想忘却难忘　□ 本报记者 朱朝阳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青春。不同的青春，也见证着不同的时代。

 

　　对于上个世纪的50、60、70年代的中国，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人们是活在伟人政治的激情下,那时的社会没有今天这么多元与复杂。没有互联网，没有股市期货，没有高价房……没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么多情感和物质上的欲望。人的精神是那么的单纯。

 

　　但同时，那些年代，却也让人们不堪回首，物质的匮乏，人性的压抑，制度的桎梏，思想的闭塞……使得许多经历那个时期的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如今，我们可以套用狄更斯的那句话：那是一个最难忘的时代，那是一个最想忘的时代。

 

　　50年代：平凡工作中的青春价值

 

　　1955年，贺可来风华正茂，18岁。

 

　　这一年，是老贺人生的分水岭，之前一直生活在江苏滨海县农村的他，在这年的5月，来到株洲，从此过上了城市生活。

 

　　当时，老贺有个表哥在株洲331厂 （现在的南方公司）工作，表哥见他在农村没饭吃，就把他带到了331厂。到了331，表哥给他找了一份临时工——招呼苏联专家，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做家政服务，整理下房间啊，清洁下卫生啊。331厂是军工厂，50年代进驻了很多苏联专家，如今在331厂还可以看到许多的苏式小洋房。

 

　　一个农村孩子，一下子来到了城里，还能跟外国人接触，这让老贺感到兴奋、幸福。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老贺很刻苦。只读过几年小学的他，买来字典，一有空就学习、读报，还向苏联专家学习说俄语。

 

　　“我负责3个苏联家庭的服务，他们都有四五十岁了，都是两口子住一套房子，没带孩子来。”如今回忆起那段涉世之初的经历，老贺仍然激动，“他们生活过得很有情调，每周要举行两场舞会、看三场电影，周末还举行酒会，房间里总有糖果……但他们工作起来却相当认真，可以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令我非常感动。他们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小影响。其中一位专家非常和蔼可亲，教我讲俄语，还拉我进舞池教我跳舞，后来他离开中国时，还特意让我跟他合了一张影……”

 

　　20岁的时候，老贺离开了苏联专家，因为他考进了331厂当工人。这意味着他从一名临时工转变成了一名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为了这次考试，他用坏了两本新华字典，在路灯下看了半年书 （宿舍晚上10点统一关灯）。

 

 

　　进了工厂，每月可拿到28元的工资，这让他非常的满足，他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想必那种满足感肯定胜过现在的白领。3年以后，老贺因为工作出色，被连晋三级，月工资拿到了48.13元，跟比他早进厂几年的表哥一样了，当时在厂里成了一个轰动性新闻。

 

　　“我们那代人的青春，活得单纯而充实。怎样把工作做好，怎样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怎样为社会多作贡献，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似乎更容易定位好自己的人生价值。”老贺笑道， “现在社会复杂了、精彩了，每个年轻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了。”

 

　　60年代：知青岁月中的艰苦生活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家住芦淞区的刘允章是那个时代千万下乡知青中的一员。回忆起当时，他有说不完的故事，那时的艰苦，那时的激情，那时的苦涩，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

 

　　“我1968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当时我20岁不到。”刘允章回忆说， “我到的地方是株洲县的一个乡，离家大约30里路程，当时到乡下，我们住的是生产队的房子，房屋很破旧，潮湿、漏雨。我们的床铺上面都要用竹竿撑起一块塑料布做顶，否则一下雨床上的被子就会被打湿，睡的棉絮是很旧很薄的，下面要垫上稻草才行，否则床板摁得全身都痛……”

 

　　住的条件恶劣，饮食方面也是不堪回首。刘允章说， “除了我们下乡的第一天，相亲们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好的，有扣肉，有鱼，以后几乎就没吃过肉了。长期吃南瓜、萝卜、葱汤、腌菜等，而且这些菜里看不到几滴油，为了解决肚子的油水，我们每个月回家，都从家里带猪油来，用猪油拌饭吃。呵呵，那味道，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香。”

 

 

　　吃不好，睡不好，但干活却要拼命地干。因为必须劳动表现好，才能提早回城。当时回城是所有知青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父母希望我早回城，少受苦，总是要我好好劳动，不要谈恋爱，不要惹是生非。”

 

　　刘允章在乡下除了 “双抢”，做得最多的农活是种桔子、红薯、绿豆。对于城里长大的孩子，这些农活简直让他无法承受，但为了 “表现好”，他只能挺住。 “夏天时候，蚊子多，又热，晚上睡不好，只有早上才能睡会好的，但天一亮，大约6点钟，就要起来去 ‘出早工’，出到8点多钟，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才回来吃早饭。那种日子，真是苦啊，我经常拿这些经历教育儿子，可儿子没经历过，哪能理解啊？”

 

　　在农村生活了3年，刘允章才回城。 “回城那天，我大哭了一场，不知道是因为喜悦，还是因为舍不得一起生活的知青。过苦日子，造就了知青们的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我们一起下乡的知青还年年聚会，大家回忆起当时的生活，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我们当中还有3对成了夫妻。”

 

　　历史不会再重复，那时的艰苦岁月，只会活在刘允章他们的记忆中。那些青春的苦难和蹉跎，对他们来说，有不堪回首的辛酸，但也有人生中无法忘却的情感。

 

　　70年代：贫困时期的简单婚礼

 

　　1972年，李香萍和张建松恋爱了。他们是一个厂的，经过师傅介绍，看过几场电影，逛过几回公园后，就开始筹备婚礼了。

 

　　“那时，筹备婚礼的主要内容不是在物质上。我们俩才进厂，工资很低，没有积蓄，住的是集体宿舍，不像现在年轻人要有房子，要装修新房，要买家电。”李香萍回忆当时，结婚的前期工作主要是两大部分，一是见双方父母，得到父母的认同；二是向单位汇报，单位要去对方单位了解情况。

 

　　那年的国庆节，李香萍和张建松举办了他们的婚礼。因为，双方父母都在千里之外的农村，而婚假只有3天，他们没时间安排老家来人参加婚礼，婚礼上的客人主要是双方单位上的同事。

 

　　婚礼的新房是单位安排的一间宿舍。两人把房间打扫了一番，在一些箱子上、热水瓶上贴了些大红 “驦”字，门上也贴了。然后买了几斤水果糖、花生、瓜子，准备了一包茶叶，就差不多了。

 

　　“婚礼是晚上举行的，没有摆酒，因为集体宿舍里没办法做饭，到外面饭店里吃太贵了。那天晚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吃食堂，只不过吃的是最好的菜，扣肉。”李香萍说， “晚饭后，大约7点来钟，来祝贺的同事、朋友陆陆续续来到宿舍，吃糖，喝茶，嗑瓜子，说些祝福的话，聊聊天。双方单位的领导也来了，表示对职工的关心，还送了热水瓶。朋友中，关系特别好的也送些礼物，像床单啊，毯子啊，反正都是生活用品，不送东西的朋友们就凑在一起，打个红包，大概每人送5毛钱或1块钱。婚礼上，也有朋友给我们出点小游戏，但都很简单，大概10点多钟，朋友们都基本离开了，婚礼就这么结束了。”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婚礼，把两个相爱的人捆绑在一起幸福地度过了几十年。在后面的几十年中，他们生活中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但同甘共苦的日子奠定了他们的感情基本，他们一直和和睦睦，直到现在当上了爷爷奶奶。

　　（文中2、3段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