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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记忆——事件篇
20岁,他偷渡去香港 □ 本报记者 朱 欣
核心提示
因为家庭贫穷,他经常不得不在 “荒月”忍饥挨饿,从而为弟妹省点食物;因为懵懂无知,他相信了 “香港坐牢也发工资”一说,在20岁那年,踏上了偷渡之旅,并遭受了3年牢狱之灾,身心备受摧残;因为向往幸福,他历尽艰辛仍没有放弃,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4月30日下午,在株洲市区一家由他投资的宾馆客房,他向记者讲述了发生在24年前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一条令人振奋的信息
“呜”……
一列火车缓缓驶出了株洲火车站。
梁小全半靠在车窗边,双手紧紧地拽着坐椅。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到城市,第一次坐火车……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新鲜得有时让他感觉到有点无助。但这种念头通常会一闪而过,如同窗外飞逝的景物,想到即将可以去香港,去赚大把的钞票,他便热血沸腾。
这是1984年农历4月底的一天凌晨,也是梁小全离家的第3天。
3天前,梁小全以赶集为名从家里——攸县柏市的一座小山村赶到了镇上,怀揣着苦苦积攒了半年多的21元路费,开始实施自己的 “致富”计划。
其时,梁小全的家乡已经 “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制的甜头,让广大农村到处充满了喜气和生机。但因为田少人多,缺资金缺技术等原因,不少山村农户仍徘徊在饥饿线上。
梁小全家就是如此,七口之家5个小孩,排行老三的他经常不得不在 “荒月” (一般为早稻收割前的农历四五月和晚稻收割前的八九月)忍饥挨饿, “我得省点东西给弟弟妹妹吃,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一条令他十分振奋的信息。村里一个 “万元户”在闲谈时说:“听说香港是个好地方,工资很高,洗碗、扫地一个月都能拿一两千元工资,就是被抓进了牢房坐牢,每月都可以领到800元补贴……”
那天晚上,梁小全失眠了,翻来覆去总睡不着。最后,只上过3年小学的他算了一晚的账——如果去香港做事,两年就可以回来盖房子,娶老婆;就算被抓去坐牢也值,坐一年牢就可以成‘万元户’。 “但我还是有点担心,不知是真是假?”
一对令人垂涎的虾子
为了核实 “万元户”的话,梁小全曾专门向两个村干部悄悄问过有关 “香港坐牢也发工资”的事, “他们都说,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估计不会有假”。
梁小全信了。从此,他越发勤劳了。白天挖笋、晚上捉泥鳅……除了正常的农活外,他不管白天黑夜,四处寻找赚钱的机会。他暗自铆足了劲,准备攒点路费后去香港,不管能否找到工作,就是坐牢也可以。 “但我没把这事告诉家里,因为哥哥身体不好,姐姐即将出嫁,弟妹还小,我是家里的重要劳力,家里不会同意我出去的。”
“哐当,哐当……”火车向南飞奔,它那独有的 “韵律”,让连日睡眠不足的梁小全渐渐感觉到了困意。
“小伙子,你是哪里的?去哪里呀?……”第二天,当火车驶离韶关时,半睡半醒的梁小全突然听到了问话。 “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坐在对面的一对老年夫妻,大约60来岁,都戴眼镜,一看就知道是有文化的。后来,我才知道,我那一身土装扮以及一路上心事重重的神情,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我是攸县的,去广州……”梁小全有所保留。交谈中,他浓重的方言口音,每次都要让对方猜半天,才搞明白所表达的意思。 “老两口家住上海,都是退休的中学老师,准备去广州看孙子。老太太好像姓张,记不准确了。”
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车厢里香气四溢。老两口也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食物,而梁小全仍旧靠在车窗边一动不动。 “从株洲上车那个晚上开始,我就没吃东西。来株洲前,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当时,确实感觉饿得不行了,但我一直忍着。老两口一直坐在对面,可能早就察觉到了。最后,他俩递来了一对虾子——个头类似现在的基围虾,油炸的,裹着面粉。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接受了,并以上厕所为名,边走边吃了一只,真香!剩下的那只,我轻轻放进了口袋,没舍得吃了……”
直到步行去深圳的路上,梁小全才细细地把这只虾子吃完。虽然它上面裹着的面粉已经脱落,并已经返潮,但梁小全却觉得味道很美。
一个令人心悸的枪口
大约在离家后第8天的时候,梁小全终于混到了深圳,一路上忍饥挨饿,风餐露宿。 “我离家的时候,除了几件衣服,什么都没带,别说边防证,连身份证都没有。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些什么东西。因为没钱,饿了就尽量讨点东西吃,困了就在街头找个角落倒头便睡,从广州去深圳没买票坐车,有时步行,有时爬车,如同小偷一般前进。”
其时的深圳到处机器轰鸣,生机勃勃。衣衫褴褛且身无分文的梁小全,有幸找到了一个建筑工地窝身。一个湖南益阳的建筑工人见他可怜,收留了他, “每天负责搬砖,他管我吃饭和住宿,没拿工钱,因为我大概做了10天就悄悄离开了”。
直到这期间,梁小全才知道,当地人称去香港为 “拱卒”。香港和大陆是以一条深圳河分界的,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大陆许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为了家人和生活,纷纷选择了偷渡到香港谋生,这样一来自己可以生存下来还可以寄钱回来养家。此前偷渡到香港的人,大部分都获得了香港政府的收留,没有被遣返回大陆,但一旦被遣送回来或抓回来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偷渡,就如同中国象棋里的拱卒,只有前进,没有回头。另外,随着偷渡人数的增加,当时的香港政府和大陆都给予了高度重视,边防防偷渡巡查十分严密。
“当时,我却没想那么多,稍稍了解了一下,便决定从梧桐山方向越境。因为从罗湖桥这边过去根本没有可能,我便选择了深圳河的发源地——梧桐山。当地人告诉我,60年代初,许多大陆人就是翻过这座山后再泅渡去香港的。”
夜很黑,也很安静。梁小全趁着夜色,踏着午后暴雨带来的泥泞匆匆上路了。经过3个多小时的步行,他终于摸到了山脚下。
“在山脚下,我稍稍停留了一下,但海风吹来,寒颤不止。随即,我便沿着一条小路上山。大约爬了一两百米的样子,突然一道亮光闪过,并传来喊叫:站住!站住!我回头一看,不远处,一队 ‘手电筒’向我飞速奔来。我惊慌失措,连滚带爬继续前进……”
“什么人?起来!”再次摔倒后,梁小全看到了军装。试图反抗的他,更看到了一个至今仍令他难以忘怀的黑森森的枪口。
一份令人钦佩的努力
3年后,梁小全走出了监狱,历尽了艰辛。
这时候的梁小全身体极度虚弱,精神也恍恍惚惚。流落在深圳街头的他,几乎沦为了乞丐。家,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可想而不可及了。
转折也发生在这一刻。其时,深圳的经济发展催生了出租车行业诱人的利润。全国各地不少司机纷纷来到深圳淘金,其中,就包括今日被称为 “华夏的哥第一县”——攸县的司机们。
梁小全被来自本村的一个刘姓的哥在街头发现了。 “咦——你怎么在这里?你家里说丢了个孩子,到处找你……赶快起来,我给你家里打电话。”
回乡后,精神恍惚的梁小全被村里人当成了“精神病人”,两年后才完全恢复。但当初盖房子、找老婆的愿望,在身处穷乡僻壤的 “精神病人”梁小全身上,似乎变得非常渺茫了。不过,他却没有放弃,一如离家前般的勤劳,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这些年来,我当过煤工,做过木工,贩过木材,开过煤窑……现在又来到株洲开起了宾馆,办起了实业。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白眼,不过我没有放弃,现在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对自己现在的身价,梁小全不愿涉及具体数字,只说 “这辈子的吃玩是不愁了”。但他很节俭,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喜好。如果硬说有的话,就是每次吃饭时,他通常会点一份虾子,不管是自己请客,还是别人买单。
(应被采访者的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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